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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復一年

    有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自己。我現在從事的職業屬於“作家”這個特殊類別。而我常常覺得自己不像,假如這不是矯情的説接,一定是心虛的表現。肯定是心虛。我心目中的作家不是我這樣的,他們應該是具備非凡的心胸和頭腦、博大的文化和修養的人、而我不具備這些,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個拘謹、怯懦、無能的人,沉迷於一些世俗而淺薄的樂趣中,譬如麻將、閲讀流行小報雜誌、到處覓取時髦衣物等等。有時候我痛恨自身頑固的庸俗習性,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離開這些“庸俗”,我對所有深奧的需要精力和智力的事物都感到恐懼,除卻小説創作。

    除卻小説創作,我想説我只對小説這個東西迷戀之至,而且多年來一往情深。這與那些虞誠的集郵迷、足球迷和XX收藏家的性質是一樣的。

    我愛小説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後天培養的,這是上爸對我的一種憐憫,讓我這個笨人具備一點“過人”之處?

    有些事情應該從頭説起,我正好借這篇文章回顧一下我三十歲的生活是怎麼過來的,下面的紀事年表式的東西,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沒興趣的讀者就不必看了。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出生於我父母的家裏。我父親是個機關職員,母親是工人。那天是南方人所謂的小年夜,已經臨近春節了。我母親準備去加夜班,加班有雙份工資,春節期間的加班工資對於我們桔據的家庭經濟是很可觀的,但我恰恰這時候出生了。

    當然這些事情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的。

    一九六五車

    這一年本來該有一個弟弟或妹妹出生,但母親沒要那個腹中嬰兒,母親説,養不起,即使是你差點也不想要

    一九六六——九六八年

    我對“武鬥”的印象是一陣槍聲,我家後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廠的一座大窯,夜裏有人在高高的窯頂打槍,子彈穿透了我家後門的門板,我有個印象,母親深更半夜用棉被包住我,把我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外婆房間裏去睡。

    我家臨街的牆上刷寫着打倒xxx、xxx的標語,墨跡非常牢固,幾年未褪,又過了幾年,被打倒的xxx和xx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領導。

    一個乾瘦的中年女人經常掛着紙牌在街上走來走去。現在我回家偶爾還看見她,腦子裏立刻閃過“歷史”這個沉重的字眼。

    一九六九年

    秋季入學,在一所舊教堂改建的小學校裏。一羣小孩按身高、性別排座位,我左邊是個漂亮的穿紅裙的小女孩,右邊是一個很髒很難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讓我跟那個拖鼻涕的同座,心裏恨恨的,對此居然至今不能釋懷,可見人不管什麼時候都向往着“美”。

    一九七二年

    患了很嚴重的腎炎,好像血液也有點問題,有段時間很危險。母親常常哭,父親每隔三天就用自行車馱着我去看一個老中醫。

    我在一張竹榻躺着。自己在煤爐上熬中藥喝,鄰居都説這孩子乖,其實孩子也怕死,假如沒有死的威脅,我就不會那麼乖了。

    就這麼躺了大半年時間,隨手拿起姐澆借來的小説,居然能看個大概意思了,也許是最早的文學啓蒙了。有了最早的文字創作,是模仿流行的農村小説羅列的一張人物表,人物有党支書、民兵隊長、婦女主任、地主、富農,每個人物都有與其身份相稱的革命或反動的名字。

    一九七五——九八0年

    中學時代了,那時我穿着藍色或灰色的中山裝,據説是老氣橫秋的。

    當了學生幹部卻缺乏應有的能力。功課不錯,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師賞識,經常被推薦參加競賽或展覽什麼的,使虛榮心得到滿足。

    放學後開始寫詩,吟誦我的家後窗外那條黑不溜秋的河。還寫了一篇散文寄給報社,天天注意那家報紙,這樣煎熬了半個月,散文被退回來了。

    一九八0年——九八四年

    八0年考上北京師大中文系,從此離開蘇州這個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從此開始。那是真正的學院式的教育,我從中受益匪淺。儘管與別的同學相比,我的行蹤頗為自由浪漫,時間基本上全花在閲讀小説和文學雜誌上。

    每所大學的中業生對他們的母校都有一種真誠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樣,懷念着北師大的階梯教室、圖書館和球場。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説話帶着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詞不達意,在教室和雙層牀上想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大學四年也完成了一個亂七八糟的青春期。

    中文系的學生起碼有一半想當詩人或作家,我是這個羣體中的一員。起初每天必須去教室寫一首待,必須去無病呻吟一番才覺得充實。特別崇拜當時風靡一時的幾位青年詩人。然後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時都是“郵資總付”,寄出去退回來,如此循環往復,如此處於一種既渴望發表又害怕同學譏笑的尷尬的境地,後來通訊地址改成北京一個女同學家裏,為的是怕讓別人看到我的退稿。

    終於迎來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國各雜誌的一堆小説和詩歌終於有了福音,這一年的《星星》詩刊和《飛天》分別發表了我的四首詩歌。然後《青春》和《百花園》分別發表了我的兩篇小説。我狂喜萬分,有一種找到光明前途無量的驕矜和自傲,從此確立了要當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稱為我的處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個是銅像》的短篇小説,是遵循當時流行的小説套路,“改革”加“愛情”,寫一個老知青回城使工廠起死回生,怎麼會“謅”出這篇小説來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後來怎麼會編出個“妻妄成羣”的故事一樣地荒唐。重要的其實不在於質量,重要的是信心,“發表”給了我勇往直前繼續“發表”的信心。

    整個大學時代我發表了五篇小説,現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認真地珍藏至今。

    我記得那時候非常急於把自己打扮成孤獨者形象,渴望獨來獨往,遠離人羣,每天在校園裏或者北太平莊一帶走走停停,神情憂鬱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別欽佩那些有自殺慾望的同學,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問題,腦子立刻就成一團漿糊,後來發現不自量力,就開始迷戀那些簡單的體力輸出,於是成了籃球場的常客,不管什麼天氣必須去,這似乎跟我機械的僵硬性格有關。

    二十歲的年紀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樹,我無法判定我是一棵什麼樣的樹,生活、愛情、政治、文化,東南西北風都輕而易舉地襲擊了我。我現在依稀能聞見一股青春的氣味在盪漾,我懷念這種曾經有過的氣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諸種缺陷。有一次為了磨練自己的意志,我決定暑假獨自留在學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愛。為了躲避這份恩愛,我準備自討苦吃。暑期的校園裏除了蟬鳴,靜靜的空空蕩檔的,食堂的伙食異常簡單難吃,我現在記不清那幾天裏幹了什麼,只記得有一天面對泡在温開水裏的方便麪,突然強烈地思念母親做的紅燒肉,當天就去西直門買火車票準備回家了。結果買的票是沒有座位的,只好在火車上半倚半站着回到了蘇州,到家發現腿都腫了,人累得半痴呆狀,什麼叫少年壯志、什麼叫自作自受,我這是一個例子。

    八四年我中業分配到一所藝術學院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二歲,比這所大學的大部分學生年齡還小一些。我喜歡這個小小的形狀像盆地的學校,我喜歡那些穿衣服穿得標新立異常常在路上引流高歌的學生,要知道我是個崇尚藝術的人,但是我很快發現我在這裏是個局外人,別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卻每天在做輔導員的工作,輔導什麼?我不知道,我記得我主要是為學生領取助學金,召集衞生清掃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調查一個女學生的不檢點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裏寫我的小説。夜裏寫得太遲,第二天就爬不起來,去辦公室總是遲到,而且經常級着拖鞋,手裏夾着劣質香煙。起初我的上司還要我寫入黨申請,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瞭解,發現那是不現實的。他們後來就習慣於用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目光陰視我了。

    我寫了一堆小説,拼命塞給南京的一些文學編輯看,希望他們賞識並發現我,另一方面我的灼熱的投稿機器也一直隆隆運行着,無弦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馬丁。伊登,我比他更加渴望成為作家。

    初到南京,開始掙工資,一切都是新的開始,我認識了一些志趣相投愛好文學的朋友。他們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實起來,通過其中的幾位朋友我朝文學圈子裏試試探探地伸入一隻腳,與文學圈發生聯繫使我非常激動,我總在暗暗地想他們快要賞識我了,他們已經開始賞識我了,他們在談論我的小説了。

    這一年我寫了短篇小説《桑園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説。

    一九八五——九八六年

    八五年年底,我離開藝術學院到《鐘山》雜誌做了編輯,這個稱心如意的職業來之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幫忙,二是靠我發表過的那些小説。我離開學校是狠灰溜溜的,學校的領導在我欲調未調時期,總是用很關懷的口氣問我,小童,什麼時候調啊?

    我自認是個善良的好人,儘管小節上有些缺陷,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如此不討人喜歡。

    《鐘山》編輯部周圍有一個非常好的文學氛圍,在這裏每天所幹的事所遇見的人都與文學有關,還經常坐飛機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滿了陽光。

    但是我的小説稿依然像放養的家鴿飛回案頭,這使我很沮喪,直到八六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組稿,看到剛出版的《十月》雜誌上登了我的一個短篇,這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發表作品,立刻買了雜誌在火車站候車室看了起來,看自己的四千多字的短篇,自憐自愛地看了好幾遍,差點誤了火車。

    又過了兩個月,《收穫》雜誌也發表了我的另一個短篇。我覺得希望之門已經向我開啓了。

    無數個夜晚我睡在編輯部的一堆辦公桌的空隙裏,一張鋼絲牀、一支鋼筆和用不完的稿紙,冬天升煤爐取暖、夏天點蚊香薰蟲,每天都在那座宮殿式的房子裏寫我的小説。每隔一個月就回蘇州看看我的父母,並和一個鄰居姑娘談了戀愛。

    那樣的生活很有規律,同時也很有野心。因為我看見那扇希望之門已經可以容我側身通過了。

    一九八七年——九八八年

    我記得八七年二月是我的好運月,當時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學》、《北京文學》、《解放軍文藝》同時在二月號上發表了我的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沒有誰來阻擾我的強烈的發表慾望了,那些周遊全國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滿意的答覆,自此上帝開始保佑我這個被文學所折磨的苦孩子。

    這年《收穫》雜誌發表了我的第一個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穫》雜誌從此成為我最理想的投稿陣地,後來他們每年都以重要的版面登載我的作品,這種合作關係一直延續至今。

    我覺得我應該結婚了,於是我和我妻子就結婚了,現在翻開我的結婚照,一副肥頭大耳紅光滿面躊躇滿志的勁頭,過早認為自己已經功成名就。

    八八年一年我發表了無數作品,其中許多是八六年前的作品。開始有評論家評論我的作品,我偷偷地屏住氣看那些評論,然後對朋友説,我不看評論家的東西,他評他的,我寫我的。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發生了太多的事。我不必從頭細説。我只記得我的生活在這一年裏變化太大了。

    我女兒天米是這年二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對於妻子和女兒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個人在南京過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蘇州拉扯着女兒。我的懶惰和自私幾乎釀成過大禍,那是妻子懷孕七個月的時候,有一天我回蘇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臉盆接住那些血,她見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來了,我看見了臉盆裏的半盆血。但我説,怎麼吐了這麼多血?説完就又睡着了。我妻子第二天住進了醫院,醫生説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險了。我驚出一身冷汗,在醫院陪伴妻子時,我經常接受一種殘酷的拷問,你是人還是畜牲?我當然要做人,也許我的懶惰和自私的習性從此有所好轉了。

    八九年國慶節前夕。我母親被檢查出患了癌症。母親辛勞了一輩子,拖着病體帶了四個孫子、孫女、外孫女,她一輩子的生活目標就是為兒女排憂解難,當知道了癌症結果時,我們一家人都陷人了一種絕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於現代醫療技術,但心裏已經有一塊可怕的陰影揮之不去。

    我母親動手術後的某天,我在去醫院的路上順便拐進郵局,買了一本剛出版的《收穫》雜誌,上面登載了後來給我帶來了好運的《妻妻成羣》,現在我常常想起這裏面的因果關係,想想就不敢想了,因為我害怕我的好運最終給母親帶來了厄運,當我在我的文學路上“飛黃騰達”的時候,我母親的生命卻在一天天黯淡下去,我無法確定這種因果關係,我害怕這種因果關係。

    我記得母親從手術室出來之前,醫生已經宣佈母親的病不可治癒了,我記得我當時想掐住醫生的喉嚨,不讓他説出那句話,但最終我什麼也不做,什麼也做不了。一九九0年炎夏之際,我抱着牙蜒學語的女兒站在母親的病榻前,女兒已經會叫奶奶,母親回報以寧靜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邊心如刀絞,深感輪迴世界的變幻無常,我有了可愛的女兒,慈愛的母親卻在彌留之際。

    七月母親去世,她才五十六歲。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

    這段時間近在咫尺;我的生活似乎非常平淡,我和妻子女兒住在南京市中心一棟破舊的閣樓上過我的日子,窗外汽車喇叭聲不斷,窗內就是我生活最重要的空間,白天讀書、會友、搓麻將,夜裏寫到深更半夜,不常出門,做了江蘇作協的專業作家,不必天天去上班了。我喜歡這種平淡隨便的生活。

    假如有更好的生活在召喚,我就等着,假如沒有更好的,這樣也不錯,我就這樣生活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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