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自己。我現在從事的職業屬於“作家”這個特殊類別。而我常常覺得自己不像，假如這不是矯情的說接，一定是心虛的表現。肯定是心虛。我心目中的作家不是我這樣的，他們應該是具備非凡的心胸和頭腦、博大的文化和修養的人、而我不具備這些，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個拘謹、怯懦、無能的人，沉迷於一些世俗而淺薄的樂趣中，譬如麻將、閱讀流行小報雜誌、到處覓取時髦衣物等等。有時候我痛恨自身頑固的庸俗習性，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離開這些“庸俗”，我對所有深奧的需要精力和智力的事物都感到恐懼，除卻小說創作。
除卻小說創作，我想說我只對小說這個東西迷戀之至，而且多年來一往情深。這與那些虞誠的集郵迷、足球迷和XX收藏家的性質是一樣的。
我愛小說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後天培養的，這是上爸對我的一種憐憫，讓我這個笨人具備一點“過人”之處？
有些事情應該從頭說起，我正好借這篇文章回顧一下我三十歲的生活是怎麼過來的，下面的紀事年表式的東西，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沒興趣的讀者就不必看了。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出生於我父母的家裡。我父親是個機關職員，母親是工人。那天是南方人所謂的小年夜，已經臨近春節了。我母親準備去加夜班，加班有雙份工資，春節期間的加班工資對於我們桔據的家庭經濟是很可觀的，但我恰恰這時候出生了。
當然這些事情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的。
一九六五車
這一年本來該有一個弟弟或妹妹出生，但母親沒要那個腹中嬰兒，母親說，養不起，即使是你差點也不想要
一九六六——九六八年
我對“武鬥”的印象是一陣槍聲，我家後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廠的一座大窯，夜裡有人在高高的窯頂打槍，子彈穿透了我家後門的門板，我有個印象，母親深更半夜用棉被包住我，把我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外婆房間裡去睡。
我家臨街的牆上刷寫著打倒xxx、xxx的標語，墨跡非常牢固，幾年未褪，又過了幾年，被打倒的xxx和xx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領導。
一個乾瘦的中年女人經常掛著紙牌在街上走來走去。現在我回家偶爾還看見她，腦子裡立刻閃過“歷史”這個沉重的字眼。
一九六九年
秋季入學，在一所舊教堂改建的小學校裡。一群小孩按身高、性別排座位，我左邊是個漂亮的穿紅裙的小女孩，右邊是一個很髒很難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讓我跟那個拖鼻涕的同座，心裡恨恨的，對此居然至今不能釋懷，可見人不管什麼時候都向往著“美”。
一九七二年
患了很嚴重的腎炎，好像血液也有點問題，有段時間很危險。母親常常哭，父親每隔三天就用自行車馱著我去看一個老中醫。
我在一張竹榻躺著。自己在煤爐上熬中藥喝，鄰居都說這孩子乖，其實孩子也怕死，假如沒有死的威脅，我就不會那麼乖了。
就這麼躺了大半年時間，隨手拿起姐澆借來的小說，居然能看個大概意思了，也許是最早的文學啟蒙了。有了最早的文字創作，是模仿流行的農村小說羅列的一張人物表，人物有党支書、民兵隊長、婦女主任、地主、富農，每個人物都有與其身份相稱的革命或反動的名字。
一九七五——九八０年
中學時代了，那時我穿著藍色或灰色的中山裝，據說是老氣橫秋的。
當了學生幹部卻缺乏應有的能力。功課不錯，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師賞識，經常被推薦參加競賽或展覽什麼的，使虛榮心得到滿足。
放學後開始寫詩，吟誦我的家後窗外那條黑不溜秋的河。還寫了一篇散文寄給報社，天天注意那家報紙，這樣煎熬了半個月，散文被退回來了。
一九八０年——九八四年
八０年考上北京師大中文系，從此離開蘇州這個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從此開始。那是真正的學院式的教育，我從中受益匪淺。儘管與別的同學相比，我的行蹤頗為自由浪漫，時間基本上全花在閱讀小說和文學雜誌上。
每所大學的中業生對他們的母校都有一種真誠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樣，懷念著北師大的階梯教室、圖書館和球場。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說話帶著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詞不達意，在教室和雙層床上想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大學四年也完成了一個亂七八糟的青春期。
中文系的學生起碼有一半想當詩人或作家，我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起初每天必須去教室寫一首待，必須去無病呻吟一番才覺得充實。特別崇拜當時風靡一時的幾位青年詩人。然後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時都是“郵資總付”，寄出去退回來，如此循環往復，如此處於一種既渴望發表又害怕同學譏笑的尷尬的境地，後來通訊地址改成北京一個女同學家裡，為的是怕讓別人看到我的退稿。
終於迎來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國各雜誌的一堆小說和詩歌終於有了福音，這一年的《星星》詩刊和《飛天》分別發表了我的四首詩歌。然後《青春》和《百花園》分別發表了我的兩篇小說。我狂喜萬分，有一種找到光明前途無量的驕矜和自傲，從此確立了要當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稱為我的處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個是銅像》的短篇小說，是遵循當時流行的小說套路，“改革”加“愛情”，寫一個老知青回城使工廠起死回生，怎麼會“謅”出這篇小說來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後來怎麼會編出個“妻妄成群”的故事一樣地荒唐。重要的其實不在於質量，重要的是信心，“發表”給了我勇往直前繼續“發表”的信心。
整個大學時代我發表了五篇小說，現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認真地珍藏至今。
我記得那時候非常急於把自己打扮成孤獨者形象，渴望獨來獨往，遠離人群，每天在校園裡或者北太平莊一帶走走停停，神情憂鬱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別欽佩那些有自殺慾望的同學，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問題，腦子立刻就成一團漿糊，後來發現不自量力，就開始迷戀那些簡單的體力輸出，於是成了籃球場的常客，不管什麼天氣必須去，這似乎跟我機械的僵硬性格有關。
二十歲的年紀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樹，我無法判定我是一棵什麼樣的樹，生活、愛情、政治、文化，東南西北風都輕而易舉地襲擊了我。我現在依稀能聞見一股青春的氣味在盪漾，我懷念這種曾經有過的氣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諸種缺陷。有一次為了磨練自己的意志，我決定暑假獨自留在學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溫愛。為了躲避這份恩愛，我準備自討苦吃。暑期的校園裡除了蟬鳴，靜靜的空空蕩檔的，食堂的伙食異常簡單難吃，我現在記不清那幾天裡幹了什麼，只記得有一天面對泡在溫開水裡的方便麵，突然強烈地思念母親做的紅燒肉，當天就去西直門買火車票準備回家了。結果買的票是沒有座位的，只好在火車上半倚半站著回到了蘇州，到家發現腿都腫了，人累得半痴呆狀，什麼叫少年壯志、什麼叫自作自受，我這是一個例子。
八四年我中業分配到一所藝術學院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二歲，比這所大學的大部分學生年齡還小一些。我喜歡這個小小的形狀像盆地的學校，我喜歡那些穿衣服穿得標新立異常常在路上引流高歌的學生，要知道我是個崇尚藝術的人，但是我很快發現我在這裡是個局外人，別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卻每天在做輔導員的工作，輔導什麼？我不知道，我記得我主要是為學生領取助學金，召集衛生清掃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調查一個女學生的不檢點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裡寫我的小說。夜裡寫得太遲，第二天就爬不起來，去辦公室總是遲到，而且經常級著拖鞋，手裡夾著劣質香菸。起初我的上司還要我寫入黨申請，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瞭解，發現那是不現實的。他們後來就習慣於用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目光陰視我了。
我寫了一堆小說，拼命塞給南京的一些文學編輯看，希望他們賞識並發現我，另一方面我的灼熱的投稿機器也一直隆隆運行著，無弦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馬丁。伊登，我比他更加渴望成為作家。
初到南京，開始掙工資，一切都是新的開始，我認識了一些志趣相投愛好文學的朋友。他們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實起來，通過其中的幾位朋友我朝文學圈子裡試試探探地伸入一隻腳，與文學圈發生聯繫使我非常激動，我總在暗暗地想他們快要賞識我了，他們已經開始賞識我了，他們在談論我的小說了。
這一年我寫了短篇小說《桑園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說。
一九八五——九八六年
八五年年底，我離開藝術學院到《鐘山》雜誌做了編輯，這個稱心如意的職業來之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幫忙，二是靠我發表過的那些小說。我離開學校是狠灰溜溜的，學校的領導在我欲調未調時期，總是用很關懷的口氣問我，小童，什麼時候調啊？
我自認是個善良的好人，儘管小節上有些缺陷，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如此不討人喜歡。
《鐘山》編輯部周圍有一個非常好的文學氛圍，在這裡每天所幹的事所遇見的人都與文學有關，還經常坐飛機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滿了陽光。
但是我的小說稿依然像放養的家鴿飛回案頭，這使我很沮喪，直到八六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組稿，看到剛出版的《十月》雜誌上登了我的一個短篇，這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發表作品，立刻買了雜誌在火車站候車室看了起來，看自己的四千多字的短篇，自憐自愛地看了好幾遍，差點誤了火車。
又過了兩個月，《收穫》雜誌也發表了我的另一個短篇。我覺得希望之門已經向我開啟了。
無數個夜晚我睡在編輯部的一堆辦公桌的空隙裡，一張鋼絲床、一支鋼筆和用不完的稿紙，冬天升煤爐取暖、夏天點蚊香薰蟲，每天都在那座宮殿式的房子裡寫我的小說。每隔一個月就回蘇州看看我的父母，並和一個鄰居姑娘談了戀愛。
那樣的生活很有規律，同時也很有野心。因為我看見那扇希望之門已經可以容我側身通過了。
一九八七年——九八八年
我記得八七年二月是我的好運月，當時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學》、《北京文學》、《解放軍文藝》同時在二月號上發表了我的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沒有誰來阻擾我的強烈的發表慾望了，那些周遊全國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滿意的答覆，自此上帝開始保佑我這個被文學所折磨的苦孩子。
這年《收穫》雜誌發表了我的第一個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穫》雜誌從此成為我最理想的投稿陣地，後來他們每年都以重要的版面登載我的作品，這種合作關係一直延續至今。
我覺得我應該結婚了，於是我和我妻子就結婚了，現在翻開我的結婚照，一副肥頭大耳紅光滿面躊躇滿志的勁頭，過早認為自己已經功成名就。
八八年一年我發表了無數作品，其中許多是八六年前的作品。開始有評論家評論我的作品，我偷偷地屏住氣看那些評論，然後對朋友說，我不看評論家的東西，他評他的，我寫我的。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發生了太多的事。我不必從頭細說。我只記得我的生活在這一年裡變化太大了。
我女兒天米是這年二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對於妻子和女兒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個人在南京過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蘇州拉扯著女兒。我的懶惰和自私幾乎釀成過大禍，那是妻子懷孕七個月的時候，有一天我回蘇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臉盆接住那些血，她見我睡著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來了，我看見了臉盆裡的半盆血。但我說，怎麼吐了這麼多血？說完就又睡著了。我妻子第二天住進了醫院，醫生說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險了。我驚出一身冷汗，在醫院陪伴妻子時，我經常接受一種殘酷的拷問，你是人還是畜牲？我當然要做人，也許我的懶惰和自私的習性從此有所好轉了。
八九年國慶節前夕。我母親被檢查出患了癌症。母親辛勞了一輩子，拖著病體帶了四個孫子、孫女、外孫女，她一輩子的生活目標就是為兒女排憂解難，當知道了癌症結果時，我們一家人都陷人了一種絕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於現代醫療技術，但心裡已經有一塊可怕的陰影揮之不去。
我母親動手術後的某天，我在去醫院的路上順便拐進郵局，買了一本剛出版的《收穫》雜誌，上面登載了後來給我帶來了好運的《妻妻成群》，現在我常常想起這裡面的因果關係，想想就不敢想了，因為我害怕我的好運最終給母親帶來了厄運，當我在我的文學路上“飛黃騰達”的時候，我母親的生命卻在一天天黯淡下去，我無法確定這種因果關係，我害怕這種因果關係。
我記得母親從手術室出來之前，醫生已經宣佈母親的病不可治癒了，我記得我當時想掐住醫生的喉嚨，不讓他說出那句話，但最終我什麼也不做，什麼也做不了。一九九０年炎夏之際，我抱著牙蜒學語的女兒站在母親的病榻前，女兒已經會叫奶奶，母親回報以寧靜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邊心如刀絞，深感輪迴世界的變幻無常，我有了可愛的女兒，慈愛的母親卻在彌留之際。
七月母親去世，她才五十六歲。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
這段時間近在咫尺；我的生活似乎非常平淡，我和妻子女兒住在南京市中心一棟破舊的閣樓上過我的日子，窗外汽車喇叭聲不斷，窗內就是我生活最重要的空間，白天讀書、會友、搓麻將，夜裡寫到深更半夜，不常出門，做了江蘇作協的專業作家，不必天天去上班了。我喜歡這種平淡隨便的生活。
假如有更好的生活在召喚，我就等著，假如沒有更好的，這樣也不錯，我就這樣生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