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你講給我聽，當年你如何向媽媽求婚？”我坐在爸爸身邊，把他的報紙彈一彈——爸在報紙背後。
“我沒有向她求婚。”爸説。
“那她怎麼知道你要娶她？”
“要訂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麼告訴她要訂婚？”
“我沒有講過。從來沒有講過。”
“不講怎麼訂？”
“大人會安排呀！”爸説。
“可是你們是文明的，你們看電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邊。”
“總而言之沒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沒有向人求過婚。”“那她怎麼知道呢？説呀——”
“反正沒有求過。好啦！”
等了兩小時之後，爸爸要去睡覺，我又追問了同樣的問題，答案還是跟上面的對話一色一樣。這時間媽媽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沒關係。”
我還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講，怎麼她就會知道要訂婚了。我們這一代是怎麼回事？就去問了弟弟。
弟説：“神經病，講這個做什麼嘛！”
那是大弟。也問了小弟，當時他夫婦兩人都在，聽見問求婚，就開始咯咯的笑個不停，弟妹笑得彎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來拿個椅墊往太太臉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許講———。”臉就譁一下紅了起來。“反正你們都不講，對不對？”我點起一支煙來，咬牙切齒的瞪着他們。
“我們是保守派，你是週末派。”弟妹説。
他們不肯講求婚，表情倒是很樂，美得冒泡泡，可見滋味甜蜜。
求婚這種事情，其實並沒有那麼傖俗，雖然目的只有一個——結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説説也是很有趣的。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發生得很早，在小學最末的一年。這篇童年往事寫成了一個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錄在《傾城》那本書中去。
總而言之，愛上了一個光頭男生，當然他就是匪兵甲。我們那時演話劇，劇情是“牛伯伯打游擊”。我演匪兵乙。匪兵總共兩人，乙愛上甲理所當然。
為了這個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顛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沒想辦法告訴他。可是當時我很堅持，認定將來非他不嫁。這麼單戀單戀的，就開始求婚了。
小小年紀，求得很聰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説不定被他出賣尚得記個大過加留校察看什麼的。所以根本不向當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禱告呀——熱烈的向我們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説：“請您憐憫，將來把我嫁給匪兵甲。”
這段故事回想起來自然是一場笑劇，可是當日情懷並不如此，愛情的滋味即使是單戀吧，其中還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純情，不理什麼柴米油鹽的，也不能説那是不真實。
等到我長到十六歲時，那個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裏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藍色信封信紙的情書。沒貼郵票，丟進來的。
從那時候開始，每星期一封，很準時的，總會有一封給我的信。過了好幾個月，我在巷子裏看見了那個寫信的人——一個住在附近的大學生。沒有跟他交談，只是看了他一眼，轉身輕輕關上大門。
那個學生，寒暑假回到香港僑居地時，就會寄來香港的風景明信片，説：“有一天，等我畢業了，我要娶你，帶你來坐渡輪，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從來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過，信件我自己收起來，也不説什麼，也不回信。
偶爾我在黃昏時出門，他恰好就站在電線杆下，雙手插在口袋裏，相當沉着也相當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過他，總是走出好幾步了，才一回頭，看他一眼。
這半生了，回想起來，那個人的眼神總使我有着某種感動，我一點也不討厭他。
兩年之後，他畢業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寫得周詳，香港父親公司地址、家中地址、電話號碼，全都寫得清清楚。最後他寫着：“我不敢貿然登府拜訪，生怕你因此見責於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長大。現在我人已將不在台灣，通信應該是被允許的。我知你家教甚嚴，此事還是不該瞞着父母，請別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過兩三年之後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時，我正經過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學在家好幾年，對什麼都不起勁，戀愛、結婚這種事情不能點燃我生命的火花，對於這一個痴情的人，相連的沒有太多反應。
後來那種藍信封由英國寄來，我始終沒有回過一封信，而那種期待的心情，還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鮮明。如果説，今生有人求過婚，那位温柔的人該算一個。
等到我進入文化學院去做學生的時候，姐姐出落得像一朵花般的在親戚間被發現了。那時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們家的門檻都要被踏穿了。
每當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轉謝絕的時候，媒人就會説：“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換妹妹做朋友好羅！”
我最恨這種話。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來的，輪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遠是拿次級貨的那種品味。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來求妹妹，我都給他們罵過去。
那一陣子，三五個月就有人來求親，反正姐姐不答應的，妹妹也不答應。姐姐一説肯做做朋友，那個做妹妹的心裏就想搶。
那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男女之事看得好實在，看兩三次電影就要下聘。姐姐就這麼給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還是在台灣。
那是我真正的初戀。
對方沒有答應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後來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個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畢業，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説那太遙遠了，不很可能。
為了怕這個男孩子太認真，我趕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這其中有一個日本同學，同班的，家境好，還在讀書呢，馬德里最豪華的一家日本餐館就給他開出來了。
這個日本同學對我好到接近亂寵。我知道做為一個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貴重的禮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鮮花——他就每天鮮花攻勢。宿舍裏的花都是日本人送來的，大家都很高興，直到他向我求婚。
當我發現收了糖果和鮮花也有這種後果的時候，日本人買了一輛新車要當訂婚禮物給我。當時宿舍裏包括修女舍監都對我説：“嫁、嫁。這麼愛你的人不嫁，難道讓他跑了嗎？”
我當然沒有收人家的汽車，兩個人跑到郊外樹林裏去談判，我很緊張——畢竟收了人家的小禮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虛得緊，居然向着這個日本人流下淚來。我一哭，那個好心的人也流淚了，一直説：“不嫁沒關係，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嚇到了你，對不起。”
那時候我們之間是説日文的，以前我會一點點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為這個朋友懂得耐性的教，他絕對沒有一點大男人主義的行為，是個懂得愛的人，可是我沒想過要結婚。我想過，那是在台灣時。跟這日本同學，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在戀我，我迷迷糊糊的受疼愛，也很快樂，可是也不明白怎麼一下子就要結婚了。
為了叫這個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國同學的花。我跟德國同學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兩人介紹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澀，還是很大方的跟對方握握手，將我拉近，親吻了我的面頰，笑道再見。
當年害慘了那位日本同學，後來他傷心了很久很久。別的日本同學來勸我，説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説日本人要自殺。切腹其實不至於，我十分對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見他，而兩個人都住在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門外的大樹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樓窗簾後面看他，心裏一直向他用日文説：“對不起，對不起。”
學業結束之後，我去了德國。
我的德國朋友進了外交部做事，我還在讀書。那時候我們交往已經兩年了。誰都沒有向誰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國朋友拉了我去百貨公司，他問我一牀被單的顏色，我説好看，他買下了——雙人的。
買下了被單兩個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沒有説話，我突然想發脾氣，也沒發，就開始死不講話，他問什麼我都不理不睬，眼裏含着一汪眼淚。
過了幾小時，兩個人又去百貨公司退貨，等到櫃枱要把鈔票還給我們時，我的男友又問了一句：“你確定不要這條牀單？”我這才開口説：“確定不要。”
退了牀單，我被帶去餐館吃烤雞，那個朋友才拿起雞來，要吃時，突然迸出了眼淚。
過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機場送我上機，我去了美國。上機的時候，他説：“等我做了領事時，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現在，已經是大使了，還在等。
我是沒有得到堂兄們允許而去美國的，我的親戚們只有兩位堂兄在美國，他們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國，不要去，因為沒有一技之長，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國找好事情，開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電話。小堂哥發現我在大學裏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國同學在，立即撥了長途電話給那位在讀化學博士的朋友，請他就近照顧孤零零的堂妹。
從那個時候開始，每天中午休息時間，總是堂哥的好同學，準時送來一個紙口袋，裏面放着一塊豐富的三明治、一隻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飯。每天。
吃了人家的飯實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麼關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後來，他開始悲傷了，我開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對我説：“現在我照顧你，等哪一年你肯開始下廚房煮飯給我和我們的孩子吃呢？”
那時候，追他的女同學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長途電話裏也語重心長的跟我講：“妹妹，我這同學人太好，你應該做聰明人，懂得我的鼓勵，不要錯過了這麼踏實的人。”我在電話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掛下電話，看見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嘩嘩的流淚，心裏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協而又那麼的不快樂。
當我下決心離開美國回台灣來時，那位好人送我上機去紐約看哥哥再轉機回台。他説：“我們結婚好麼？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灣。”我沒有説什麼，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領子。
等我人到紐約，長途電話找來了：“我們現在結婚好麼？”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賴也可以親近的，可是被人問到這樣的問題時，心裏為什麼好像死掉一樣。
我回到台灣來，打網球，又去認識了一個德國朋友。我在西班牙講日文，在德國講英文，在美國講中文，在台灣講德文。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後，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問我：“我們結婚好嗎？”我説：“好。”清清楚楚的。
我説好的那一霎間，內心相當平靜，倒是四十五歲的他，紅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們去印名片。名片是兩個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體，選了薄木片的質地，一再向重慶南路那家印刷店説，半個月以後，要準時給我們。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還沒有去拿，十七年已經過去了。
説“好”的那句話還在耳邊，挑好名片的那個晚上，我今生心甘情願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醫生説，心臟病嘛，難道以前不曉得。
那一回，我也沒活，吞了藥卻被救了。
就那麼離開了台灣，回到西班牙去。
見到荷西的時候，正好分別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時間。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長大了以後，跟眼淚總是分不開關係。那是在某一時刻中，總有一種微妙的東西觸動了心靈深處。無論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總是如此。荷西的面前，當然是哭過的，我很清楚自己，這種能哭，是一種親密關係，不然平平白白不會動不動就掉淚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歸還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説，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結婚十分自然，倒也沒有特別求什麼，他先去了沙漠，寫信給我，説：“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邊，只有跟你結婚，要不然我的心永遠不能減去這份痛楚的感覺。我們夏天結婚好麼？”
我看了十遍這封信，散了一個步，就回信給他説：“好。”
婚後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沒有想要留戀過去。有時候想到從前的日子，好似做夢一般，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結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這孀居的九年中，有沒有人求過婚？
還是有的。
只是沒什麼好説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總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個朋友來台灣看我，我開着車子陪他去旅行。在溪頭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轉彎的山路上，不知怎麼突然講起荷西死去那幾日的過程，這我根本已經不講多年了。説着説着，突然發現聽的人在流淚。那一日我的朋友説：“不要上去了，我們回去。”回到溪頭的旅館，我的朋友悄悄進了他自己的房間。到了晚上我們去喝酒，在寂靜的餐館廳，我的朋友説：“很多年沒有流淚了，包括我父親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麼搞的——。”
我靜靜的看住他，想告訴他屬於他的心境變化，卻又沒有説出來。
一箇中年人，會在另一個人面前真情流露，總是有些柔軟的東西，在心裏被碰觸到了，這是一個還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舊曆年前一天，一張整整齊齊的信紙被平放在飯桌上。字體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誰拆了。信中寫着：“回來以後聽你的話，沒有寫信。這三個月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可能的生活方式，屬於你我的。我沒有一切的物質條件可以給你享受，也不算是個有情趣的人，我能給你的只有平平實實的情感，還有我的書。夏天如果你肯來這兒——不然我去台灣，我們再相處一段時間，然後結婚好嗎？現在我才發覺，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條路上，當我不知不覺流下眼淚的那一刻，已經——。”
他説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個月。
爸爸在我看信時走過，説：“什麼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遞，説：“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説：“哦！”就走開了。
吃年夜飯，全家人擠在一起，熱熱鬧鬧的十幾個人。我宣佈：“各位，今天有人來求婚。”
沒有人回答什麼，大人開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夾着零零碎碎的對話。
“我説，今天有人來向我求婚。”
“拜託，把你面前那盤如意菜遞過來，小妹要吃。”大弟對我説。
我講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來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聲在問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義孃家啊？”“我——”我還沒説別的，媽媽看了我一眼，説：“你不要多講話，快吃飯。”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誰拿去做了茶杯墊子，濕濕的化了一灘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這一大羣人，突然感到有一種被自己騙了的驚駭，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為，萬一我決定早走一步，他們會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堅持只講這句話。“那你就去嫁呀——咦，誰吃了我的春捲——”“你們——”
“我們一樣。小明，吃一塊雞，天白，要黃豆湯還是雞湯？”
捧着一碗湯，覺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隻鬼丟上來的灰披風，譁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這時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歡喜，在暮色還不太濃的氣氛裏，像做什麼大喜事似的轟轟烈烈的響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