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萊爾打來的電話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談話,她只是告訴我她什麼時候回來。我提議説晚飯去我們倆都喜歡的一家餐館一起用餐,可她説沒有興致。我也沒有問她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對這類事我們談話時從不談起。
由於我們的公寓在三樓,所以《星期日郵報》從來不能直接投到家裏,雖然我們想了幾個辦法,但半數情況仍不如意。
我洗了個淋浴,穿上一層又一層的衣服。天氣預報説最高温度是華氏二十五度,正當我要離開公寓時新聞廣播員匆匆地報道了一下頭條新聞,這條消息把我驚呆了!我聽到了報道,但開始時沒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廚房牆角處的電視機,我的腳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結,目瞪口呆,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夜裏十一點左右,特區警察在城東北部的一個公園附近發現一輛小汽車,那個地方是經常有槍戰的。車就停在路邊,都已磨平了的車輪陷進了一堆外殼已結冰的雪堆裏。車裏是一位年輕的母親和她的四個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測這個家庭就住在車裏,而且為了讓車裏暖一些,就打開了發動機,由於汽車的排氣管被路面清雪車所堆起的雪掩埋起來了,廢氣無法順利排出,細節情況所知不多,也沒有報道死者的姓名。
我衝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沒有跌倒,然後沿着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過大街後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報亭,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抓到一張報紙,心中充滿恐懼。報紙頭版的下面一角就是這個報道,很顯然,這條報道是在報紙排版的最後時刻才插進去的,也沒有報道死者的名字。
我把報紙打開,翻到A欄,把其餘幾頁報紙就扔在潮濕的人行道上,這則報道在十四頁上有繼續報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評論性的文字,還有一些警告性的話,告訴人們如果汽車排氣管被堵塞可能會發生的危險,接下來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細節:母親是二十二歲,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頓,嬰兒叫特米科,兩個已學會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雙胞胎,都是兩歲,最大的孩子叫奧塔里歐,年齡四歲。
我當時一定是發出一聲怪叫,因為一個路過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個危險人物。我走開了,雙手仍拿着那份打開的報紙,我迅速地瀏覽了其餘的二十個欄目。
“對不起,”一個難聽的聲音在我身後説道,“你還沒付報錢。”我仍繼續走着。
他從後面走近我身邊,喊道:“喂,夥計!”我站下來,從衣袋裏掏出五美元的一張票子,扔在他的腳下,連看都沒看他一眼。
在P街上,離我的公寓不遠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聯立式樓房前的擋土牆邊。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徹底。我又一次讀了一遍這篇報道,我讀得很仔細,希望並不是這樣的結局。各種想法,各種問題一古腦兒湧上來,我簡直應接不暇,來不及細考慮,唯有兩個問題不斷在我心裏反覆出現:他們為什麼不迴避難所?那個嬰兒死時是否包着我那件夾克衫?
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幾乎連腳步都邁不動了。在震驚之餘,一種負罪感又襲上心頭。星期五夜裏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時為什麼不為他們做點什麼?我本可以把他們帶到一個温暖的汽車旅館裏讓他們吃頓飽飯的。
我走進公寓時,電話鈴正響着。是莫迪凱打來的。他問我看沒看這則報道,我問他是不是還記得那個濕尿布。就是這家人,我説。他從未聽説過他們的名字。我告訴他更多的是我和奧塔里歐的交往。
“聽了這件事我很難過,邁克爾。”他這時聲音充滿了悲痛。
“我也很難過。”
我欲説無言,真不知説什麼才好,我們説以後見面再談。我回到沙發上,一動不動地一直坐了一個小時。
後來我回到車上,把我為他們買的一袋袋食品、玩具和衣物都搬了下來。
僅僅是出於好奇,莫迪凱中午時來到我的辦公室。他一生中在不少大公司工作過,這次來主要是想看看那位先生死的地方。我帶他走了幾個主要的地方,並簡單地敍述了一下當時做人質的情況。
我們坐他的車一起離開。星期天交通並不繁忙,莫迪凱對別的車在幹些什麼也毫無興趣。“朗蒂-伯頓的母親今年三十八歲,因倒賣可卡因而服刑十年,”他告訴我,他曾打過電話,“兩個兄弟也都在監獄裏。朗蒂本人有過賣淫和吸毒的歷史,不知道誰是她的父親,也許不止一個父親。”
“誰向你提供的這些信息?”
“我在一個居民村見到了她的外祖母。上次她看到朗蒂時她才有三個小孩,當時她正在和她媽媽一起賣毒品。根據這位老奶奶的説法,她已同她女兒和孫女脱離了關係,就是因為毒品的問題。”
“那麼誰會來埋葬他們呢?”
“就是埋葬德文-哈迪的那些人。”
“一個比較像樣的葬禮需要多少花費呢?”
“那要討價還價的,怎麼,你有興趣嗎?”
“我只是不想讓他們被草草地安葬。”
我們正行駛在賓夕法尼亞大街上,路過議會大廈龐大的辦公大樓,背後是國會大廈,不禁心裏暗罵兩聲,這些大樓裏的混蛋們每月浪費數十億美元而仍讓那麼多人無家可歸,那四個無辜的孩子死在大街上,可以説就死在國會大廈的陰影之下,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棲身之處!
我們那個住宅區的有些人會説他們根本就不該出生!
這些屍體被送到總醫院檢驗官的辦公室,那裏也有停屍房。那是特區總醫院的二層棕色樓羣。這些屍體將停在那裏等候有人來認領,如果在四十八小時內無人來認領,這些屍體就可以使用一些防腐劑,然後放在很像樣的木棺之中,並很快在公墓中安葬。
莫迪凱把車停在一個僅供殘疾人停車的車位上,過了一會兒,他問道:“你真的想進去?”
“我想是的。”
他曾來到過這裏,而且事先打了電話。這時一個穿着很不合身的制服的保安人員上前企圖阻止我們,莫迪凱氣沖沖地向他説話,聲音之大部令我害怕,我的胃都有些痙攣。
那個保安人員讓步了,巴不得儘快離開我們。有幾扇玻璃門上都用黑字寫着停屍房的字樣,莫迪凱走了進去,就好像他就是這兒的主人一樣。
“我是莫迪凱-格林,伯頓一家的律師。”他衝着辦公室後面的一位年輕人大聲説道,那聲調不像是在告訴他什麼,倒像是在下戰表。
那位年輕人看了看寫字夾板,又翻了幾頁。
“你在幹些什麼?”莫迪凱又怒氣衝衝地問了一句。
那位年輕人抬起頭,裝腔作勢地看了看,這時發現他的對手不是個好惹的。“請稍等。”他説,然後向計算機走去。
莫迪凱轉過身對我大聲説道,“你能想象嗎,這裏有過停放一千具死屍的情況。”
我意識到他對那些官僚機構,政府工作人員是從沒有耐心的,而且我又想起了他讓社會保障部門的那位秘書當面道歉的故事。對莫迪凱來説,半數的案子都是靠強硬的態度和吼叫來辦的。
這時一個面色蒼白的先生走了進來,他的黑髮是染出來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後,自我介紹説他叫比爾。他穿了一件藍色工作服,一雙有很厚膠底的鞋子。他們到哪兒去找人來到停屍房工作呢?
我們跟着他穿過一道門,沿着一條已消過毒的通道走着,這裏的温度越來越低,然後來到停屍問。
“今天有幾具?”莫迪凱問道,好像他是為檢查屍體數量來的。
比爾一邊扭動門鈕,一邊答道:“十二具。”
“你還好吧?”莫迪凱問我説。
“我也不知道。”
比爾打開了那扇金屬門,我們邁進房問。屋裏陰冷,有一股防腐劑的氣味。地上鋪的是白色地磚,燈是藍色的熒光燈。我跟隨着莫迪凱,低着頭,儘量不向四面看,但這很難做到。屍體都用白布單從頭到腳地蓋着,就和電視上看到的一樣。我們看到幾雙白人的腳,他們的腳趾上掛着一個標籤,接着就是幾雙棕色的腳。
我們拐了一個彎,停在一個角落裏,左邊是個輪牀,右邊是張桌子。
比爾説:“朗蒂-伯頓。”他十分熟練地把白布單拉到胸部。正是奧塔里歐的母親,她穿着一件白色長袍。從她的臉上看去不像死去了,好像她正在睡覺,我忍不住盯着她的臉看着。
“就是她。”莫迪凱説,似乎他們已是多年的老相識了。他看了看我讓我再確認一下,我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比爾把牀推轉過去,我幾乎屏住了呼吸。幾個孩子只用一個白布單蓋着。
他們整整齊齊地躺成一排,一個緊挨着一個,雙手都在胸xx交叉着,像小天使般地睡着,這些終日在街頭的小戰士終於安息了。
我想摸一摸奧塔里歐,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説聲對不起。我想喚醒他,帶他回家,讓他吃飽飯,給他一切他所喜愛的東西。
我又向前湊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細一些。“別摸他。”比爾説。
我點了點頭。莫迪凱説:“就是他們幾個。”
比爾又用白布單把他們蓋了起來,我閉上眼睛,給他們做了一個簡單的祈禱,是仁慈和請求寬恕的祈禱。再也不要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上帝對我説。
在大廳的一個房間裏,比爾拉出來兩個網兜子,裏面裝的是這一家人的個人物品。他把這些東西放在一張桌子上,我們幫助他清點這些物品。他們穿的衣服又髒又破,我那件勞動布的夾克是那裏邊最好的一件。有三條毯子,一個錢包,一些不值錢的玩具,嬰兒營養粉,一條毛巾,又是一堆舊衣服,一盒香子蘭餅乾,還有一聽沒有打開的啤酒,一些香煙,二隻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錢。
“她的汽車在市停車場,”比爾補充説,“人們説那輛車已是破爛不堪了。”
“我們會處理的。”莫迪凱説。
我們在物品清單上籤了字,帶着朗蒂-伯頓一家的全部資產離開了。“我們把這些東西怎麼處理呢?”我問道。
“把它們送到她外祖母那兒去,你的那件夾克衫還要嗎?”
“不,不要了。”
舉行葬禮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凱所認識的一位牧師的。莫迪凱並不喜歡這個牧師,因為他所在的教堂對無家可歸的人不夠友善,但他卻能左右這個人。
我們在教堂前停下了車,教堂在哈佛大學附近的佐治亞大街。這個地方比較清潔整齊,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沒有釘那麼多木板。
“你最好待在車裏,”他説,“如果我單獨和他談話,話能説得更坦率一些。”
我真是不喜歡一個人坐在車裏,但這時我已把生命都託付給他了,只能説,“沒問題。”於是我坐得更低一些,這樣可以向四周張望。
“你會沒事兒的。”
他走了,走時把車門鎖了起來。幾分鐘以後,我放鬆了一些,並且開始思考問題。莫迪凱要單獨會見那位牧師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會把事情弄得複雜了。他會問我是誰?我為什麼對這一家人感興趣?這樣一來,花費就會大大增加。
人行道上行人不斷。我看着行人匆匆而過,寒風吹襲着他們。我看到一個母親帶着兩個孩子,穿着很好,他們手挽着手。當昨夜奧塔里歐一家人擠在狹小的汽車裏受凍,呼吸着沒有氣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時,這些人在哪裏?我們這些人又在哪裏?
這個世界已經完了,一切都沒有意義。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我已看到六個無家可歸的人死去。對這樣的令人震驚的事我是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的。我是個白人律師,我受過良好的教育,錦衣玉食,收入頗豐,而且很快就可以成為要什麼就有什麼的富人。不錯,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從頭來過,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從未為此而擔心過。
我詛咒那位先生,是他讓我的生活脱了軌,我詛咒莫迪凱,是他讓我有一種罪惡感,我也詛咒奧塔里歐,是他叫我心碎。
這時有人敲車窗把我嚇了一跳,幾乎魂都沒了,原來是莫迪凱,他站在路邊的雪地上。我搖開車窗。
“他説他要二千美元,把五個人都埋葬了。”
“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説,他又消失了。
過了一會兒,他又回來了,坐回駕駛座位,把車開了起來。“葬禮定於星期二,就在這個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錯的。他還準備些花兒,你知道,這樣看起來才像樣。他開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訴他新聞界還要來人,你還可以上電視,結果他就同意給二千了。二千塊還算不錯。”
“謝謝你,莫迪凱。”
“你還好嗎?”
“不怎麼樣。”
他沒有再説什麼,我們開車回到我的辦公室。
克萊爾的弟弟詹姆斯已確診為何傑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禱上蒼。這倒與我無關,我只是聽她講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過這個週末的。先是聽到這個嚇人的消息,接着就是抱頭痛哭,禱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這一家子就好抱頭痛哭。看來她沒叫我去她家真是謝天謝地。醫治立即着手進行,據説預後還不錯。
她回家來還是讓人高興的,家裏總算有人可以述説一下心中的煩悶。我們在公寓的舒適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腳上蓋着毯子,那情調真有點浪漫,儘管我內心受到傷害太多,幾乎想不到那些充滿柔情的事。我盡力去聽她的講述,對可憐的詹姆斯説些同情的話,不時地用些適當的詞兒。
這種情況是我原先所沒有預料到的,我也不知道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們可能會閃爍其辭互不説破,也許還會發生小的摩擦。很快就會變得撕破臉皮,後來還可能變得平緩,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樣分手。但是,自從奧塔里歐那件事之後,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經枯竭。她不斷地提醒我説我看上去很疲憊,我真得感謝她。
我一直注意地聽她的講述,一直到完,後來話題又轉到了我及我的週末過得如何。我和盤托出,向她講了我所經歷的一切,我在避難所做志願服務者,後來又講了奧塔里歐和他的一家,把報紙的有關報道也給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動,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週相比簡直成了另外一個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歡這後一種形象呢還是原來的形象,就連我也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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