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萊爾打來的電話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談話，她只是告訴我她什麼時候回來。我提議說晚飯去我們倆都喜歡的一家餐館一起用餐，可她說沒有興致。我也沒有問她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對這類事我們談話時從不談起。
由於我們的公寓在三樓，所以《星期日郵報》從來不能直接投到家裡，雖然我們想了幾個辦法，但半數情況仍不如意。
我洗了個淋浴，穿上一層又一層的衣服。天氣預報說最高溫度是華氏二十五度，正當我要離開公寓時新聞廣播員匆匆地報道了一下頭條新聞，這條消息把我驚呆了！我聽到了報道，但開始時沒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廚房牆角處的電視機，我的腳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結，目瞪口呆，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夜裡十一點左右，特區警察在城東北部的一個公園附近發現一輛小汽車，那個地方是經常有槍戰的。車就停在路邊，都已磨平了的車輪陷進了一堆外殼已結冰的雪堆裡。車裡是一位年輕的母親和她的四個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測這個家庭就住在車裡，而且為了讓車裡暖一些，就打開了發動機，由於汽車的排氣管被路面清雪車所堆起的雪掩埋起來了，廢氣無法順利排出，細節情況所知不多，也沒有報道死者的姓名。
我衝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沒有跌倒，然後沿著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過大街後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報亭，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抓到一張報紙，心中充滿恐懼。報紙頭版的下面一角就是這個報道，很顯然，這條報道是在報紙排版的最後時刻才插進去的，也沒有報道死者的名字。
我把報紙打開，翻到A欄，把其餘幾頁報紙就扔在潮溼的人行道上，這則報道在十四頁上有繼續報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評論性的文字，還有一些警告性的話，告訴人們如果汽車排氣管被堵塞可能會發生的危險，接下來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細節：母親是二十二歲，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頓，嬰兒叫特米科，兩個已學會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雙胞胎，都是兩歲，最大的孩子叫奧塔里歐，年齡四歲。
我當時一定是發出一聲怪叫，因為一個路過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個危險人物。我走開了，雙手仍拿著那份打開的報紙，我迅速地瀏覽了其餘的二十個欄目。
“對不起，”一個難聽的聲音在我身後說道，“你還沒付報錢。”我仍繼續走著。
他從後面走近我身邊，喊道：“喂，夥計！”我站下來，從衣袋裡掏出五美元的一張票子，扔在他的腳下，連看都沒看他一眼。
在P街上，離我的公寓不遠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聯立式樓房前的擋土牆邊。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徹底。我又一次讀了一遍這篇報道，我讀得很仔細，希望並不是這樣的結局。各種想法，各種問題一古腦兒湧上來，我簡直應接不暇，來不及細考慮，唯有兩個問題不斷在我心裡反覆出現：他們為什麼不迴避難所？那個嬰兒死時是否包著我那件夾克衫？
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幾乎連腳步都邁不動了。在震驚之餘，一種負罪感又襲上心頭。星期五夜裡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時為什麼不為他們做點什麼？我本可以把他們帶到一個溫暖的汽車旅館裡讓他們吃頓飽飯的。
我走進公寓時，電話鈴正響著。是莫迪凱打來的。他問我看沒看這則報道，我問他是不是還記得那個溼尿布。就是這家人，我說。他從未聽說過他們的名字。我告訴他更多的是我和奧塔里歐的交往。
“聽了這件事我很難過，邁克爾。”他這時聲音充滿了悲痛。
“我也很難過。”
我欲說無言，真不知說什麼才好，我們說以後見面再談。我回到沙發上，一動不動地一直坐了一個小時。
後來我回到車上，把我為他們買的一袋袋食品、玩具和衣物都搬了下來。
僅僅是出於好奇，莫迪凱中午時來到我的辦公室。他一生中在不少大公司工作過，這次來主要是想看看那位先生死的地方。我帶他走了幾個主要的地方，並簡單地敘述了一下當時做人質的情況。
我們坐他的車一起離開。星期天交通並不繁忙，莫迪凱對別的車在幹些什麼也毫無興趣。“朗蒂-伯頓的母親今年三十八歲，因倒賣可卡因而服刑十年，”他告訴我，他曾打過電話，“兩個兄弟也都在監獄裡。朗蒂本人有過賣淫和吸毒的歷史，不知道誰是她的父親，也許不止一個父親。”
“誰向你提供的這些信息？”
“我在一個居民村見到了她的外祖母。上次她看到朗蒂時她才有三個小孩，當時她正在和她媽媽一起賣毒品。根據這位老奶奶的說法，她已同她女兒和孫女脫離了關係，就是因為毒品的問題。”
“那麼誰會來埋葬他們呢？”
“就是埋葬德文-哈迪的那些人。”
“一個比較像樣的葬禮需要多少花費呢？”
“那要討價還價的，怎麼，你有興趣嗎？”
“我只是不想讓他們被草草地安葬。”
我們正行駛在賓夕法尼亞大街上，路過議會大廈龐大的辦公大樓，背後是國會大廈，不禁心裡暗罵兩聲，這些大樓裡的混蛋們每月浪費數十億美元而仍讓那麼多人無家可歸，那四個無辜的孩子死在大街上，可以說就死在國會大廈的陰影之下，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棲身之處！
我們那個住宅區的有些人會說他們根本就不該出生！
這些屍體被送到總醫院檢驗官的辦公室，那裡也有停屍房。那是特區總醫院的二層棕色樓群。這些屍體將停在那裡等候有人來認領，如果在四十八小時內無人來認領，這些屍體就可以使用一些防腐劑，然後放在很像樣的木棺之中，並很快在公墓中安葬。
莫迪凱把車停在一個僅供殘疾人停車的車位上，過了一會兒，他問道：“你真的想進去？”
“我想是的。”
他曾來到過這裡，而且事先打了電話。這時一個穿著很不合身的制服的保安人員上前企圖阻止我們，莫迪凱氣沖沖地向他說話，聲音之大部令我害怕，我的胃都有些痙攣。
那個保安人員讓步了，巴不得儘快離開我們。有幾扇玻璃門上都用黑字寫著停屍房的字樣，莫迪凱走了進去，就好像他就是這兒的主人一樣。
“我是莫迪凱-格林，伯頓一家的律師。”他衝著辦公室後面的一位年輕人大聲說道，那聲調不像是在告訴他什麼，倒像是在下戰表。
那位年輕人看了看寫字夾板，又翻了幾頁。
“你在幹些什麼？”莫迪凱又怒氣衝衝地問了一句。
那位年輕人抬起頭，裝腔作勢地看了看，這時發現他的對手不是個好惹的。“請稍等。”他說，然後向計算機走去。
莫迪凱轉過身對我大聲說道，“你能想象嗎，這裡有過停放一千具死屍的情況。”
我意識到他對那些官僚機構，政府工作人員是從沒有耐心的，而且我又想起了他讓社會保障部門的那位秘書當面道歉的故事。對莫迪凱來說，半數的案子都是靠強硬的態度和吼叫來辦的。
這時一個面色蒼白的先生走了進來，他的黑髮是染出來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後，自我介紹說他叫比爾。他穿了一件藍色工作服，一雙有很厚膠底的鞋子。他們到哪兒去找人來到停屍房工作呢？
我們跟著他穿過一道門，沿著一條已消過毒的通道走著，這裡的溫度越來越低，然後來到停屍問。
“今天有幾具？”莫迪凱問道，好像他是為檢查屍體數量來的。
比爾一邊扭動門鈕，一邊答道：“十二具。”
“你還好吧？”莫迪凱問我說。
“我也不知道。”
比爾打開了那扇金屬門，我們邁進房問。屋裡陰冷，有一股防腐劑的氣味。地上鋪的是白色地磚，燈是藍色的熒光燈。我跟隨著莫迪凱，低著頭，儘量不向四面看，但這很難做到。屍體都用白布單從頭到腳地蓋著，就和電視上看到的一樣。我們看到幾雙白人的腳，他們的腳趾上掛著一個標籤，接著就是幾雙棕色的腳。
我們拐了一個彎，停在一個角落裡，左邊是個輪床，右邊是張桌子。
比爾說：“朗蒂-伯頓。”他十分熟練地把白布單拉到胸部。正是奧塔里歐的母親，她穿著一件白色長袍。從她的臉上看去不像死去了，好像她正在睡覺，我忍不住盯著她的臉看著。
“就是她。”莫迪凱說，似乎他們已是多年的老相識了。他看了看我讓我再確認一下，我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比爾把床推轉過去，我幾乎屏住了呼吸。幾個孩子只用一個白布單蓋著。
他們整整齊齊地躺成一排，一個緊挨著一個，雙手都在胸xx交叉著，像小天使般地睡著，這些終日在街頭的小戰士終於安息了。
我想摸一摸奧塔里歐，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說聲對不起。我想喚醒他，帶他回家，讓他吃飽飯，給他一切他所喜愛的東西。
我又向前湊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細一些。“別摸他。”比爾說。
我點了點頭。莫迪凱說：“就是他們幾個。”
比爾又用白布單把他們蓋了起來，我閉上眼睛，給他們做了一個簡單的祈禱，是仁慈和請求寬恕的祈禱。再也不要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上帝對我說。
在大廳的一個房間裡，比爾拉出來兩個網兜子，裡面裝的是這一家人的個人物品。他把這些東西放在一張桌子上，我們幫助他清點這些物品。他們穿的衣服又髒又破，我那件勞動布的夾克是那裡邊最好的一件。有三條毯子，一個錢包，一些不值錢的玩具，嬰兒營養粉，一條毛巾，又是一堆舊衣服，一盒香子蘭餅乾，還有一聽沒有打開的啤酒，一些香菸，二隻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錢。
“她的汽車在市停車場，”比爾補充說，“人們說那輛車已是破爛不堪了。”
“我們會處理的。”莫迪凱說。
我們在物品清單上籤了字，帶著朗蒂-伯頓一家的全部資產離開了。“我們把這些東西怎麼處理呢？”我問道。
“把它們送到她外祖母那兒去，你的那件夾克衫還要嗎？”
“不，不要了。”
舉行葬禮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凱所認識的一位牧師的。莫迪凱並不喜歡這個牧師，因為他所在的教堂對無家可歸的人不夠友善，但他卻能左右這個人。
我們在教堂前停下了車，教堂在哈佛大學附近的佐治亞大街。這個地方比較清潔整齊，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沒有釘那麼多木板。
“你最好待在車裡，”他說，“如果我單獨和他談話，話能說得更坦率一些。”
我真是不喜歡一個人坐在車裡，但這時我已把生命都託付給他了，只能說，“沒問題。”於是我坐得更低一些，這樣可以向四周張望。
“你會沒事兒的。”
他走了，走時把車門鎖了起來。幾分鐘以後，我放鬆了一些，並且開始思考問題。莫迪凱要單獨會見那位牧師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會把事情弄得複雜了。他會問我是誰？我為什麼對這一家人感興趣？這樣一來，花費就會大大增加。
人行道上行人不斷。我看著行人匆匆而過，寒風吹襲著他們。我看到一個母親帶著兩個孩子，穿著很好，他們手挽著手。當昨夜奧塔里歐一家人擠在狹小的汽車裡受凍，呼吸著沒有氣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時，這些人在哪裡？我們這些人又在哪裡？
這個世界已經完了，一切都沒有意義。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裡，我已看到六個無家可歸的人死去。對這樣的令人震驚的事我是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的。我是個白人律師，我受過良好的教育，錦衣玉食，收入頗豐，而且很快就可以成為要什麼就有什麼的富人。不錯，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從頭來過，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從未為此而擔心過。
我詛咒那位先生，是他讓我的生活脫了軌，我詛咒莫迪凱，是他讓我有一種罪惡感，我也詛咒奧塔里歐，是他叫我心碎。
這時有人敲車窗把我嚇了一跳，幾乎魂都沒了，原來是莫迪凱，他站在路邊的雪地上。我搖開車窗。
“他說他要二千美元，把五個人都埋葬了。”
“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說，他又消失了。
過了一會兒，他又回來了，坐回駕駛座位，把車開了起來。“葬禮定於星期二，就在這個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錯的。他還準備些花兒，你知道，這樣看起來才像樣。他開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訴他新聞界還要來人，你還可以上電視，結果他就同意給二千了。二千塊還算不錯。”
“謝謝你，莫迪凱。”
“你還好嗎？”
“不怎麼樣。”
他沒有再說什麼，我們開車回到我的辦公室。
克萊爾的弟弟詹姆斯已確診為何傑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禱上蒼。這倒與我無關，我只是聽她講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過這個週末的。先是聽到這個嚇人的消息，接著就是抱頭痛哭，禱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這一家子就好抱頭痛哭。看來她沒叫我去她家真是謝天謝地。醫治立即著手進行，據說預後還不錯。
她回家來還是讓人高興的，家裡總算有人可以述說一下心中的煩悶。我們在公寓的舒適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腳上蓋著毯子，那情調真有點浪漫，儘管我內心受到傷害太多，幾乎想不到那些充滿柔情的事。我盡力去聽她的講述，對可憐的詹姆斯說些同情的話，不時地用些適當的詞兒。
這種情況是我原先所沒有預料到的，我也不知道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們可能會閃爍其辭互不說破，也許還會發生小的摩擦。很快就會變得撕破臉皮，後來還可能變得平緩，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樣分手。但是，自從奧塔里歐那件事之後，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經枯竭。她不斷地提醒我說我看上去很疲憊，我真得感謝她。
我一直注意地聽她的講述，一直到完，後來話題又轉到了我及我的週末過得如何。我和盤托出，向她講了我所經歷的一切，我在避難所做志願服務者，後來又講了奧塔里歐和他的一家，把報紙的有關報道也給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動，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週相比簡直成了另外一個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歡這後一種形象呢還是原來的形象，就連我也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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