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出租車上慶幸自己殘存着激情。我時常暗問，雷默，你的心裏還有陽光嗎？給陽光一個入口讓它灑進你心靈的莊園。不知為什麼面對東州這座古城，我總有一種欲言又止的惆悵，這惆悵緣於夢想和現實的距離。
車遇紅燈了，出租車停下來。我正在冥思中一輛奧迪車呼嘯而過，留下幾聲警笛聲，我看了一眼車號，是省長高遠的車。
高省長原先是東州的市委書記、魏正隆的前任。李國藩代市長時，兩個人在東州搭了一年班子。高遠當時還掛着省委副書記的角兒，而李國藩還掛着副省長的角兒，兩個人在省裏好像就結了怨，在東州，李國藩從來不把高遠放在眼裏。高遠對李國藩更是不屑一顧。兩個人就像擁有核武器的美國和俄羅斯，冷戰了整整一年後，高遠被選為清江省省長。由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魏正隆接替東州市委書記。
在省人代會上，高遠的票很低，剛過半數。選舉前忙壞了張國昌，他極力為高遠拉選票，他對東州代表團説：“一定要選高遠，最起碼我們東州的領導向省長彙報工作方便。”
高遠當上省長以後，李國藩見了高省長既不説話，更不握手。高遠每次到東州檢查工作從來不通知市政府，而是直接通知市委。因為高遠知道，即使通知市政府，李國藩也不會理睬的。李國藩可以不理睬高省長，常務副市長張國昌卻不能。每次得知高省長來了，都像來了中央領導，那殷勤勁兒不知道李國藩看了後會作何感想？好在李國藩也不會看見。不過，李國藩聽見了。他對張國昌在渾水裏和稀泥非常不滿意。這種不滿讓許多想挑撥兩個人關係的小人鑽了空子。
我給張國昌當秘書期間，有一件事高遠給我印象最深。當時張國昌與市地税局局長朱天關係不一般。朱天是個古董收藏家，東州官場上上下下都知道他的這一愛好，所以有求於他的人都要討一件好的古董才能登門。不過，朱天年紀大了，快六十歲的人了，省地税局一直想換朱天，市地税局的人事關係由省地税局主管，組織關係卻在市裏，一把手還要由市人大任命。
省地税局局長周汝祥是個敢做敢當的人，他沒跟東州市任何人、任何組織打招呼，就派了一位處長來代替朱天。周汝祥親自帶這位處長來到東州市地税局宣佈省地税局班子的決定。市地税局譁然了。譁然的原因有兩點，一是朱天從市税務局分為國税、地税那天起就乾地税局局長，在東州市地税局根深蒂固，怎麼説換就換了，事先沒有一點消息；二是東州市委、市政府沒有任何領導來參加。
大家都在猜謎兒，朱天急了，他坐在張國昌辦公室大罵周汝祥獨斷專行，安插自己的親信不是個東西。新來的局長在省地税局不過是個年輕的處長，論資歷論業務水平，手下的幾個副局長哪個不如這小子？張國昌聽了也十分生氣，他氣周汝祥太狂，沒把自己這個常務副市長放在眼裏。
市地税局是歸張國昌主管的，但自己卻左右不了省地税局，他想起了高遠，高省長可是東州的老書記，不會不向着東州人，於是張國昌在高遠面前大告了周汝祥一狀。
有一天，周汝祥喝得醉醺醺地來找張國昌，他沒敲門便直闖了進來，一進辦公室他就問我：“張國昌在嗎？”
張市長在辦公室聽見有人直呼其名，便開門走出來問：“找我有什麼事？”
周汝祥一報號，張國昌就明白了。張國昌以為周局長來興師問罪來了，便很不以為然地説：“周局長，裏面請吧。”
周汝祥便進了張市長的辦公室。我怕出什麼事，想跟進去。張國昌很不屑一顧地説：“沒事。”便關上了門。
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兩個人勾肩搭背、稱兄道弟地走了出來，大有相識恨晚之感。我看得愣愣的。張國昌一直把周汝祥送到電梯。
張國昌回到辦公室後得意洋洋地對我説：“小樣兒，跟我鬥也不看看自己是吃幾碗乾飯的。”
就這樣，朱天的事在省長高遠的干預下不了了之。可是，張國昌出事不到半年，周汝祥故伎重演，又帶着那位處長到東州市地税局走馬上任，這次朱天可扛不住了，不僅扛不住了，不出一個月，他也被雙規了。省反貪局在朱天家找到的古董，夠辦一個展覽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