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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太極陰陽

    66、太極陰陽

    從温湯回來我就調到藥政處當了處長,成了丁小槐的上級。這使他很不自在,笑臉總掩飾不住後面的不自在。我覺得自己當這個處長是順理成章,丁小槐你寫過幾篇藥理學的論文?在知識化的時代你業務上叫不響你還想跟我攀比?當了這個處長我心中免不了飄飄然的,但只在家裏對董柳飄一下,在外面決不作出任何輕狂之相。一個處長算什麼,萬里長征才走了三五里地呢。

    這天辦公室黃主任打電話來説:“戴妙良死了,突發心臟病死了。”戴妙良原是藥政處處長,十年前為了副廳長的位子,與馬廳長狠狠地掰過一回手腕,施廳長最後還是放棄了他。馬廳長上任後,就把他掛了起來,一掛三年。在八七年他忍無可忍,五十歲就辦了提前退休。女兒出國去了,妻子病逝了,他就隻身去了萬山紅農場,“文革”中他在那裏呆過六年。這一去又是六年,偶爾回來,呆不幾天又去了。據説戴妙良在農場口碑很好,農場幾次想把他推出來作典型,都被廳裏否決了。他也不在乎説:“我一生只是在退休以後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誰也不把這話當回事,只作是失敗者的自我寬解。在中醫協會時我跟他説過幾次話,這兩年就敬而遠之了。剛才農場打了電話來,今天早上他突發心臟病死了。

    現在廳裏要派車把屍體拖回來火化。我想着戴妙良的過去,不想插手此事,對黃主任説:“辦公室出面處理一下算了。”黃主任説:“是你們處裏的人,你們還是要出面擔擔子呢。”我説:“退休辦呢,他們不管這個事那他們管什麼?”他説:“農場的意思是要廳裏去一個要緊的人,戴妙良他在那邊關係倒是搞得很好。”黃主任把“那邊”説得很重,更使我想到“這邊”的事。我説:“怎麼辦呢,我家裏正好病了人。”他説:“他在那邊羣眾反映還可以,太隨便了,怕羣眾有意見。”我將他的軍説:“既然這樣那我們倆去跑一趟。”他忙説:“我上午要陪馬廳長到省政府開個會,我愛人也不太舒服。你池處長的招牌已經夠大了。”回到處裏我把事情説了,丁小槐馬上説:“要平時我就去了,今天我家強強正好病了。”我説:“碰得也巧,黃主任他愛人也病了。”丁小槐勉強笑笑説:“戴妙良吧,我以前跟他有點不愉快,去年他拿了農場的介紹信到處裏來,要我們幫忙優惠價批發藥品,我哪能幫他這個忙?他拍着桌子走了。”我想,你跟活人不愉快,跟死人也不愉快?看着別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我就給馬廳長打了個電話,説:“戴妙良死了沒人願意去接回來,退休辦推辦公室,辦公室推到處裏,如果廳裏這兩天沒什麼事,我就跑一趟。”他説:“你去了拉回來,直接送殯儀館,路上小心。”我帶了退休辦的小蔡,坐麪包車到殯儀館租了個鐵盒子,就上路了。

    下午三點到了萬山紅農場場部,吳場長説:“戴醫生真的了不起,”他翹着大拇指,“我們農場八千多人,差不多每個人都找他看過病,省裏的醫生水平還是不同一些。他白天喊白天到,晚上喊晚上到,好人呢。”我公事公辦説:“天氣也有這麼熱,放久了怕不行,我們還是連夜趕回去。”吳場長説:“那我們還有一個告別儀式,就這樣讓老戴上路,我們心裏也過不去。”馬上吩咐廣播員廣播通知,告別儀式馬上開始。吳場長陪我去戴妙良住的地方,正好有個家在農場的《光明日報》記者小嚴回家休假,也跟我們一起去了。

    戴妙良的房前已經聚了二百多人,見了我們,自動地讓開一條路。我進了房子,沒想到裏面如此簡陋,一張桌子,一張牀,一個書架。戴妙良躺在牀上,臉上蒙着布。我看了心中一震,一個冷顫從身體穿過。他可以在這間房子裏呆上六年,憑這一點他就是個好人。蒙在臉上的是一塊土白布,質地粗糙。當年父親在下葬前臉上也蒙着這樣一塊白布,在最後的時刻又揭開來,讓我看了最後一眼。當時秦四毛死命架着我,叫我跪在原地,不讓我撲上去。“按規矩辦”,當時秦三爹就説了這樣一句話。我看着這白布的紋路,父親給我的最後印象在心中一閃。我揭開白布看了看,小蔡躲到後面去了。吳場長説:“可惜啊,可惜!我們農場的一大損失呢。我們想分給他一間好房子,他還不要。”我指揮兩個農民把鐵盒子從車上抬進來,抬屍體時又上來兩個人,把屍體小心地移進去。我走到門外,外面已經聚集上千的人,臨時會場已經佈置好了,四個農民把鐵盒抬在肩上,一步一步地走到橫幅下面。有人找來一面黨旗,蓋在鐵盒子上面。嚴記者在我耳邊説:“我真的好感動。”吳場長首先講了話,講得很動感情,幾次嗚咽着講不下去。我本來想講幾句,看着這場面又猶豫了,公事公辦不動感情吧,交待不過去,動感情吧,傳到廳裏去也不好交待。我要小蔡去講,他講了幾分鐘,乾巴幾條,比場長講的大為遜色。又有幾個人上來發言,都是講自己的經歷,有一個人哭了,講不下去,就退到一邊抹眼淚。嚴記者對我説:“池處長你也講幾句吧。”我對戴妙良在衞生廳的幾十年知之甚少,知道的一點事情也不能説,於是談了自己今天的感受,忽然想起了丁小槐上午的話,又把他為了給農場職工買便宜藥,到省城奔波批發藥品的事情講了。接下來嚴記者也講了一番話,大家默哀,鞠躬,會就散了。小蔡指揮幾個農民把鐵盒子抬到車上去,幾個人圍上來説:“戴醫生就這麼走了,我們還準備為他唱一通晚的歌呢。”我説:“天氣這麼熱,這裏連一點降温的冰都沒有,等到明天恐怕是不行的。”吳場長要派兩個人跟車到省城去,這讓我為了難。農場去了人喪事就得辦得轟轟烈烈,那可能嗎?這不是讓廳裏為難?我竭力説服吳場長,再三答應事情一定辦好,他還要堅持,説:“人都安排好了,閔副場長去。”這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的,不然我怎麼向廳裏交待?照道理説戴妙良的確是好人,轟轟烈烈辦一回喪事也不為過,但圈子裏的道理還有另一種説法,這不是我感情用事可以改變的。我把能講的道理都講盡了,天氣熱,路途辛苦,耽誤了農場的工作,等等,吳場長還是不肯。我沒有辦法,趁嚴記者不在,就變了態度,用近乎生硬的口氣拒絕了他,他也只好算了。

    車發動起來,響起了一陣鞭炮聲,硝煙中我看見幾個人在路邊跪下了。我對鄧司機説:“開最慢的速度。”車緩緩從人羣的夾道中穿過,不斷地有人跪下,痛哭。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淚。小蔡坐在我旁邊,一副無動於衷與己無關的神態,我在心裏罵着:“這個麻木不仁的傢伙,可怕啊!”到了夾道的盡頭,司機剛想加速,嚴記者從後面追上來,向我招手,一羣人跟在他後面跑。嚴記者説:“池處長,今天的場面我太感動了,我想寫一個長篇報道,發到報紙上去。我先在這裏採訪幾天,然後到省裏找你。我本來是回來休假的,也休不下去了。”離開萬山紅農場我心情又沉重起來,這個嚴記者吧,只顧自己抓材料,把我就放到火上來烤,讓我給廳裏出難題了。如果他再把我講的那番話寫進去,又怎麼得了?戴妙良的確不錯,宣傳一番也是應該的,可道理還得按另外的方式來講。今天碰上了這個記者,真是倒了黴啊!

    回到城裏已經是深夜一點。車開到殯儀館敲了好久的門,值班的老頭探頭出來説:“明天來,天亮來,上班來。”我説了很多好話,他説:“這時候要我放到哪裏去,放到我牀下?冰庫都上鎖了。”只好拖回去。車子穿過城市,行駛在寂靜的街道上,偶爾有幾輛出租車出沒。我看着腳下的鐵盒子,心想:“這就是一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一個生命完結了,世界該怎麼樣還怎麼樣。在這個時代,一切隨榮隨枯,人一輩子就是自己這一輩子,時間後面的寄託已經被掏空。時間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它不動聲色地改變了一切。戴妙良的確是好人,可好人又怎麼樣?”

    早上七點不到我就被電話驚醒了,以為是鄧司機叫我一起去殯儀館,準備説有重要會議,就叫他送過去算了。接了電話是嚴記者打來的,他説:“我昨天連夜作了初步採訪,戴醫生的事蹟非常典型,材料非常紮實,我想把他推出去,有可能成為一個全國典型。昨天下午的場面太感人了,一個記者在外面跑幾年都不一定能碰上,我偶爾抓到了,很能夠挖掘一番。”我潑冷水説:“有那麼高的價值?”他説:“有!”他要求廳裏在開追悼會的時候,把典型材料考慮進去。放下電話我心裏涼了半截,我怎麼這麼不走運,這不是惹出禍來了嗎?事蹟往大報上一登,廳裏多尷尬?戴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賭氣到萬山紅去的,還要到廳裏來採訪,把情況採訪去了,可怎麼辦?戴妙良是個好人,推到全國去也是夠格的,可再怎麼樣,也不能叫我付出這麼沉重的代價啊!我很後悔昨天心還是太軟了,堅持要丁小槐去,他不去?這些有問題的人,你就是不能沾邊,一沾就沾出麻煩來了。在圈子裏,心太軟可呆不下去!想來想去,急也不行,還是得跟馬廳長彙報一下,讓他也有個思想準備,不然事情來得太突然,他會生氣的。抓起電話猶豫了一會,想着躲也躲不過去,就撥了號,把事情彙報了,也替自己解釋了幾句。誰知他並沒生氣,説:“趁現在還沒上班,你到辦公樓前的把訃告和治喪委員會的名單都扯下來,一上班就來找我。”我趕緊跑下樓,把那兩張紙撕了下來,卷好了,拿到家裏來。忽然又想到應把治喪委員會的名單看一下,一些信息經常是從這上面看出來的。展開來看見孫之華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丁小槐是委員。以前聽別人議論治喪委員會排名大家都很重視,我覺得可笑,現在覺得不重視才可笑呢。什麼都有個層次,這層次在哪裏都得體現出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上班我去找馬廳長,一進門他拍了桌子説:“小池,你這一趟跑得好!”我心裏猛地往下一沉,幾乎被一口氣噎着,完了!可看他的表情,也並沒有生氣,還帶着一種喜色。我習慣性地坐下來,不説什麼,先把廳長的意思摸清楚了再説。他説:“你這一趟跑得好,跑出了成績!我們現在就是要大力推進促成這件事。我們廳裏能夠出一個典型人物,甚至是全國典型,那是一筆精神財富。《光明日報》可不是誰想上就上得去的,也不是誰爭取就能爭取到的。記者碰上了這件事是有緣,我們碰上了記者也是有緣。精神文明,人道主義不是抽象的,一定要人格化,戴妙良同志就是我省衞生系統精神文明的人格化。廳裏派他去萬山紅農場,這是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是我省衞生系統精神文明建設的具體成果。”馬廳長到底是馬廳長,一下子就抓了事情的本質,並定下了操作的框架。這時丁小槐打電話過來,説嚴記者剛才打電話到處裏找我,並留下了電話號碼,要我儘快打回去。馬廳長指了電話機説:“你馬上打過去,把記者同志接過來,追悼會推遲到明天,我親自主持。”我撥了電話,嚴記者説:“我已經跟社裏彙報了,社領導非常重視,北京今天下午就會派人飛過來,你們能不能安排接一下機?”我説:“我們廳裏的領導也非常重視,馬廳長親自任治喪委員會主任,親自主持追悼會,初步定在明天上午。接機當然沒問題,是不是派個車把你接過來?”他説:“我上午再抓抓材料,把框架定下來,明天我坐農場的車過來,吳場長也來,還帶兩個昨天講得好的人過來。”我説:“廳裏希望你能趕上追悼會,明天就趕不上了。”我請示了馬廳長,把追悼會安排在下午。馬廳長説:“這幾天你把別的事放一放,抓好這個中心工作。”又把孫副廳長和工會陸主席等人叫來,重新擬定了治喪委員會名單。陸主席找人寫輓聯,黃主任負責寫悼詞,原來的悼詞作廢,要重新定位,我負責協調各方面的進展,派人去沖洗遺像等等。忙到下午決定了,我再次去萬山紅農場接人。打電話給鄧司機,他説:“鐵盒子還在車裏面呢,還不知道壞了沒有。”我心裏一驚,忙來忙去把這件事給忘了!我説:“馬上出發,先去殯儀館,再去萬山紅。”他説:“我剛回來。”我説:“我剛回來馬廳長叫我去我就去了,我能對馬廳長説我不去?你不去就算了。我叫馬廳長另外安排人去。”他馬上説:“我去,我去。”放下電話我心裏想,人不向前進不行啊,不到那個份上,説句話也叫不響,還得打別人的旗號!

    幾乎全廳的人都參加了追悼會,比半年前施廳長的追悼會隆重多了。本來訂的是一個小廳,臨時決定改為大廳,可大廳已經被其它人訂去了。馬廳長親自打電話給殯儀館的書記,書記又對那邊的哀家説,政府部門臨時有重要儀式要用大廳。我又跑過去説了很多好話還不肯。死者的兒子説:“已經通知了,我們丟不起這個臉!”我當即決定由廳裏賠兩千塊錢,才擺平了。會場是我帶人佈置的,在兩邊扯起兩根繩子,把二十多幅輓聯掛好。兩邊的花圈是現成的,交了租金,把前面人的條幅扯掉,換上我們的就行了。遺像兩邊掛的是馬廳長寫的主輓聯:

    救死扶傷仁心妙手德如浩月長懸塵世

    鞠躬盡瘁諍友良醫我與萬山同哭英靈

    我送的輓聯是:名利煙雲淡如水

    事業千秋重於山

    輓聯掛好了,大家逐聯評析,宣傳部郭部長説:“池處長你輓聯是請誰作的?‘名利煙雲’怎麼又淡如水呢?”我説:“你別鑽牛角尖,我在車上一路想了幾個小時才想出來的。”他馬上説:“沒想到池處長作聯的水平這麼高。”幾個人都笑了。

    幾個廳長和兩個記者還有吳場長也是坐在大客車來的,馬廳長一臉凝重,於是大家也一臉凝重,氣氛就上來了。哀樂過後,馬廳長致悼詞,剛唸到“沉重悼念親愛的戴妙良同志”,聲音就哽咽了。又唸到“事情來得如此突然,我們在感情上都難以接受”時,掏出手帕擦淚。我看着馬廳長心中有幾分疑惑,他以前念悼詞都有些公事公辦的神態,今天卻動了感情。氣氛凝重到了極點,幾個女同志都哭了起來。北京來的記者把這些場面都錄了下來。接下來嚴記者把前天送別的情景介紹了。遺體告別後,殯儀館工作人員把遺體推進去火化,馬廳長一直跟在後面,最後被擋住了,才停了下來。

    回到廳裏嚴記者提出要開個座談會,馬廳長一口應了。嚴記者想晚上就開,他還要趕往萬山紅農場繼續採訪。馬廳長説:“明天吧,明天上午開了,派車送你們去。”廳裏馬上開了預備會,我也參加了。孫副廳長説:“明天的會議很重要,大家湊一湊,哪些人合適參加,又有哪幾個人作核心發言。”大家議了一個名單,有人提出古士林跟戴妙良雖共事多年,但喜歡信口開何,炮筒脾氣,是不是就不列入名單了?我請示性地望了望馬廳長,馬廳長不置可否。我説:“就不驚動他了吧。”

    晚上把第二天將參加會議的人都找了來,馬廳長説:“戴妙良同志是我們廳裏的驕傲和榮譽,明天的會開得好不好,既關係到戴妙良同志,也關係到我省衞生系統,還關係到在坐的各位。他的出現,是我省衞生系統多年來堅持精神文明建設取得重大成績的一個標誌。醫生的職責就是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廳裏派他去萬山紅農場,也是為了這個目的。越是艱苦的環境,越能考驗一個人。他經歷了這種考驗,是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於是大家紛紛發言,把自己要説的話説了個大概,不當的地方,孫副廳長郭部長都點了出來,就散了會。

    一個多月以後,長篇通訊出來了,標題就是《名利淡如煙雲,事業重於泰山》。馬上省市各大報刊電視台的記者都到廳裏來採訪。衞生廳出了這麼一個人物,文副省長都驚動了,打了電話來問情況。市委宣傳部主持召開了一個大型座談會,文副省長也參加了。衞視台三台攝像機來錄相,馬廳長接着文副省長髮言,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怎麼把精神文明建設體現到日常工作中去,這是我們長期以來堅持不懈緊緊抓住的問題,具體對醫務工作者來説,就是要把職業道德和人道主義落到實處。戴妙良同志的事蹟,正是體現了我們的這種追求。”丁小槐説:“我剛從香港回來,香港社會那種個人主義,人人為自己的社會氣氛,與戴妙良同志的追求,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他激動得臉色漲紅,身子一晃一晃的,“我們衞生系統的領導對精神文明建設常抓不懈,必然會湧現出一批先進人物,戴妙良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事蹟,也給那些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次心靈的洗禮和淨化。”我又把自己在萬山紅農場看到的情況講了一遍。雖然已經講過幾十遍了,但為了給文副省長留下一點印象,我講起來還是有些激動。講着講着也真的激動了,事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種激動的真實意義。

    過了兩天廳裏的電話打到全省衞生系統,要各單位組織大家看衞視播出的座談會實況。晚上我叫董柳過來看電視,説:“看看我的光輝形象。”又説:“再看看丁小槐的表演。他剛跟我説起香港只差沒滴口水了,到會上又踩香港一腳,還教導別人不要迷失方向呢。他從來就沒迷失過方向,從來就知道方向在哪裏。不知道他的人,在電視上天天看他,也永遠不知道他,還以為他是個什麼高尚人物呢。他早就明白了陰陽之道,也可以説是個打太極拳的高手。”董柳説:“那你要他怎麼説?他又能怎麼説?他不那樣説不行,真是那樣做也不行,也別怪他。”我笑了説:“想想倒也別怪他,他也只能如此,也只是在演一個角色,不然怎麼説人生就是一場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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