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太極陰陽
從溫湯回來我就調到藥政處當了處長，成了丁小槐的上級。這使他很不自在，笑臉總掩飾不住後面的不自在。我覺得自己當這個處長是順理成章，丁小槐你寫過幾篇藥理學的論文？在知識化的時代你業務上叫不響你還想跟我攀比？當了這個處長我心中免不了飄飄然的，但只在家裡對董柳飄一下，在外面決不作出任何輕狂之相。一個處長算什麼，萬里長征才走了三五里地呢。
這天辦公室黃主任打電話來說：“戴妙良死了，突發心臟病死了。”戴妙良原是藥政處處長，十年前為了副廳長的位子，與馬廳長狠狠地掰過一回手腕，施廳長最後還是放棄了他。馬廳長上任後，就把他掛了起來，一掛三年。在八七年他忍無可忍，五十歲就辦了提前退休。女兒出國去了，妻子病逝了，他就隻身去了萬山紅農場，“文革”中他在那裡呆過六年。這一去又是六年，偶爾回來，呆不幾天又去了。據說戴妙良在農場口碑很好，農場幾次想把他推出來作典型，都被廳裡否決了。他也不在乎說：“我一生只是在退休以後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誰也不把這話當回事，只作是失敗者的自我寬解。在中醫協會時我跟他說過幾次話，這兩年就敬而遠之了。剛才農場打了電話來，今天早上他突發心臟病死了。
現在廳裡要派車把屍體拖回來火化。我想著戴妙良的過去，不想插手此事，對黃主任說：“辦公室出面處理一下算了。”黃主任說：“是你們處裡的人，你們還是要出面擔擔子呢。”我說：“退休辦呢，他們不管這個事那他們管什麼？”他說：“農場的意思是要廳裡去一個要緊的人，戴妙良他在那邊關係倒是搞得很好。”黃主任把“那邊”說得很重，更使我想到“這邊”的事。我說：“怎麼辦呢，我家裡正好病了人。”他說：“他在那邊群眾反映還可以，太隨便了，怕群眾有意見。”我將他的軍說：“既然這樣那我們倆去跑一趟。”他忙說：“我上午要陪馬廳長到省政府開個會，我愛人也不太舒服。你池處長的招牌已經夠大了。”回到處裡我把事情說了，丁小槐馬上說：“要平時我就去了，今天我家強強正好病了。”我說：“碰得也巧，黃主任他愛人也病了。”丁小槐勉強笑笑說：“戴妙良吧，我以前跟他有點不愉快，去年他拿了農場的介紹信到處裡來，要我們幫忙優惠價批發藥品，我哪能幫他這個忙？他拍著桌子走了。”我想，你跟活人不愉快，跟死人也不愉快？看著別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我就給馬廳長打了個電話，說：“戴妙良死了沒人願意去接回來，退休辦推辦公室，辦公室推到處裡，如果廳裡這兩天沒什麼事，我就跑一趟。”他說：“你去了拉回來，直接送殯儀館，路上小心。”我帶了退休辦的小蔡，坐麵包車到殯儀館租了個鐵盒子，就上路了。
下午三點到了萬山紅農場場部，吳場長說：“戴醫生真的了不起，”他翹著大拇指，“我們農場八千多人，差不多每個人都找他看過病，省裡的醫生水平還是不同一些。他白天喊白天到，晚上喊晚上到，好人呢。”我公事公辦說：“天氣也有這麼熱，放久了怕不行，我們還是連夜趕回去。”吳場長說：“那我們還有一個告別儀式，就這樣讓老戴上路，我們心裡也過不去。”馬上吩咐廣播員廣播通知，告別儀式馬上開始。吳場長陪我去戴妙良住的地方，正好有個家在農場的《光明日報》記者小嚴回家休假，也跟我們一起去了。
戴妙良的房前已經聚了二百多人，見了我們，自動地讓開一條路。我進了房子，沒想到裡面如此簡陋，一張桌子，一張床，一個書架。戴妙良躺在床上，臉上蒙著布。我看了心中一震，一個冷顫從身體穿過。他可以在這間房子裡呆上六年，憑這一點他就是個好人。蒙在臉上的是一塊土白布，質地粗糙。當年父親在下葬前臉上也蒙著這樣一塊白布，在最後的時刻又揭開來，讓我看了最後一眼。當時秦四毛死命架著我，叫我跪在原地，不讓我撲上去。“按規矩辦”，當時秦三爹就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看著這白布的紋路，父親給我的最後印象在心中一閃。我揭開白布看了看，小蔡躲到後面去了。吳場長說：“可惜啊，可惜！我們農場的一大損失呢。我們想分給他一間好房子，他還不要。”我指揮兩個農民把鐵盒子從車上抬進來，抬屍體時又上來兩個人，把屍體小心地移進去。我走到門外，外面已經聚集上千的人，臨時會場已經佈置好了，四個農民把鐵盒抬在肩上，一步一步地走到橫幅下面。有人找來一面黨旗，蓋在鐵盒子上面。嚴記者在我耳邊說：“我真的好感動。”吳場長首先講了話，講得很動感情，幾次嗚咽著講不下去。我本來想講幾句，看著這場面又猶豫了，公事公辦不動感情吧，交待不過去，動感情吧，傳到廳裡去也不好交待。我要小蔡去講，他講了幾分鐘，乾巴幾條，比場長講的大為遜色。又有幾個人上來發言，都是講自己的經歷，有一個人哭了，講不下去，就退到一邊抹眼淚。嚴記者對我說：“池處長你也講幾句吧。”我對戴妙良在衛生廳的幾十年知之甚少，知道的一點事情也不能說，於是談了自己今天的感受，忽然想起了丁小槐上午的話，又把他為了給農場職工買便宜藥，到省城奔波批發藥品的事情講了。接下來嚴記者也講了一番話，大家默哀，鞠躬，會就散了。小蔡指揮幾個農民把鐵盒子抬到車上去，幾個人圍上來說：“戴醫生就這麼走了，我們還準備為他唱一通晚的歌呢。”我說：“天氣這麼熱，這裡連一點降溫的冰都沒有，等到明天恐怕是不行的。”吳場長要派兩個人跟車到省城去，這讓我為了難。農場去了人喪事就得辦得轟轟烈烈，那可能嗎？這不是讓廳裡為難？我竭力說服吳場長，再三答應事情一定辦好，他還要堅持，說：“人都安排好了，閔副場長去。”這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的，不然我怎麼向廳裡交待？照道理說戴妙良的確是好人，轟轟烈烈辦一回喪事也不為過，但圈子裡的道理還有另一種說法，這不是我感情用事可以改變的。我把能講的道理都講盡了，天氣熱，路途辛苦，耽誤了農場的工作，等等，吳場長還是不肯。我沒有辦法，趁嚴記者不在，就變了態度，用近乎生硬的口氣拒絕了他，他也只好算了。
車發動起來，響起了一陣鞭炮聲，硝煙中我看見幾個人在路邊跪下了。我對鄧司機說：“開最慢的速度。”車緩緩從人群的夾道中穿過，不斷地有人跪下，痛哭。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淚。小蔡坐在我旁邊，一副無動於衷與己無關的神態，我在心裡罵著：“這個麻木不仁的傢伙，可怕啊！”到了夾道的盡頭，司機剛想加速，嚴記者從後面追上來，向我招手，一群人跟在他後面跑。嚴記者說：“池處長，今天的場面我太感動了，我想寫一個長篇報道，發到報紙上去。我先在這裡採訪幾天，然後到省裡找你。我本來是回來休假的，也休不下去了。”離開萬山紅農場我心情又沉重起來，這個嚴記者吧，只顧自己抓材料，把我就放到火上來烤，讓我給廳裡出難題了。如果他再把我講的那番話寫進去，又怎麼得了？戴妙良的確不錯，宣傳一番也是應該的，可道理還得按另外的方式來講。今天碰上了這個記者，真是倒了黴啊！
回到城裡已經是深夜一點。車開到殯儀館敲了好久的門，值班的老頭探頭出來說：“明天來，天亮來，上班來。”我說了很多好話，他說：“這時候要我放到哪裡去，放到我床下？冰庫都上鎖了。”只好拖回去。車子穿過城市，行駛在寂靜的街道上，偶爾有幾輛出租車出沒。我看著腳下的鐵盒子，心想：“這就是一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一個生命完結了，世界該怎麼樣還怎麼樣。在這個時代，一切隨榮隨枯，人一輩子就是自己這一輩子，時間後面的寄託已經被掏空。時間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它不動聲色地改變了一切。戴妙良的確是好人，可好人又怎麼樣？”
早上七點不到我就被電話驚醒了，以為是鄧司機叫我一起去殯儀館，準備說有重要會議，就叫他送過去算了。接了電話是嚴記者打來的，他說：“我昨天連夜作了初步採訪，戴醫生的事蹟非常典型，材料非常紮實，我想把他推出去，有可能成為一個全國典型。昨天下午的場面太感人了，一個記者在外面跑幾年都不一定能碰上，我偶爾抓到了，很能夠挖掘一番。”我潑冷水說：“有那麼高的價值？”他說：“有！”他要求廳裡在開追悼會的時候，把典型材料考慮進去。放下電話我心裡涼了半截，我怎麼這麼不走運，這不是惹出禍來了嗎？事蹟往大報上一登，廳裡多尷尬？戴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賭氣到萬山紅去的，還要到廳裡來採訪，把情況採訪去了，可怎麼辦？戴妙良是個好人，推到全國去也是夠格的，可再怎麼樣，也不能叫我付出這麼沉重的代價啊！我很後悔昨天心還是太軟了，堅持要丁小槐去，他不去？這些有問題的人，你就是不能沾邊，一沾就沾出麻煩來了。在圈子裡，心太軟可呆不下去！想來想去，急也不行，還是得跟馬廳長彙報一下，讓他也有個思想準備，不然事情來得太突然，他會生氣的。抓起電話猶豫了一會，想著躲也躲不過去，就撥了號，把事情彙報了，也替自己解釋了幾句。誰知他並沒生氣，說：“趁現在還沒上班，你到辦公樓前的把訃告和治喪委員會的名單都扯下來，一上班就來找我。”我趕緊跑下樓，把那兩張紙撕了下來，卷好了，拿到家裡來。忽然又想到應把治喪委員會的名單看一下，一些信息經常是從這上面看出來的。展開來看見孫之華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丁小槐是委員。以前聽別人議論治喪委員會排名大家都很重視，我覺得可笑，現在覺得不重視才可笑呢。什麼都有個層次，這層次在哪裡都得體現出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上班我去找馬廳長，一進門他拍了桌子說：“小池，你這一趟跑得好！”我心裡猛地往下一沉，幾乎被一口氣噎著，完了！可看他的表情，也並沒有生氣，還帶著一種喜色。我習慣性地坐下來，不說什麼，先把廳長的意思摸清楚了再說。他說：“你這一趟跑得好，跑出了成績！我們現在就是要大力推進促成這件事。我們廳裡能夠出一個典型人物，甚至是全國典型，那是一筆精神財富。《光明日報》可不是誰想上就上得去的，也不是誰爭取就能爭取到的。記者碰上了這件事是有緣，我們碰上了記者也是有緣。精神文明，人道主義不是抽象的，一定要人格化，戴妙良同志就是我省衛生系統精神文明的人格化。廳裡派他去萬山紅農場，這是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是我省衛生系統精神文明建設的具體成果。”馬廳長到底是馬廳長，一下子就抓了事情的本質，並定下了操作的框架。這時丁小槐打電話過來，說嚴記者剛才打電話到處裡找我，並留下了電話號碼，要我儘快打回去。馬廳長指了電話機說：“你馬上打過去，把記者同志接過來，追悼會推遲到明天，我親自主持。”我撥了電話，嚴記者說：“我已經跟社裡彙報了，社領導非常重視，北京今天下午就會派人飛過來，你們能不能安排接一下機？”我說：“我們廳裡的領導也非常重視，馬廳長親自任治喪委員會主任，親自主持追悼會，初步定在明天上午。接機當然沒問題，是不是派個車把你接過來？”他說：“我上午再抓抓材料，把框架定下來，明天我坐農場的車過來，吳場長也來，還帶兩個昨天講得好的人過來。”我說：“廳裡希望你能趕上追悼會，明天就趕不上了。”我請示了馬廳長，把追悼會安排在下午。馬廳長說：“這幾天你把別的事放一放，抓好這個中心工作。”又把孫副廳長和工會陸主席等人叫來，重新擬定了治喪委員會名單。陸主席找人寫輓聯，黃主任負責寫悼詞，原來的悼詞作廢，要重新定位，我負責協調各方面的進展，派人去沖洗遺像等等。忙到下午決定了，我再次去萬山紅農場接人。打電話給鄧司機，他說：“鐵盒子還在車裡面呢，還不知道壞了沒有。”我心裡一驚，忙來忙去把這件事給忘了！我說：“馬上出發，先去殯儀館，再去萬山紅。”他說：“我剛回來。”我說：“我剛回來馬廳長叫我去我就去了，我能對馬廳長說我不去？你不去就算了。我叫馬廳長另外安排人去。”他馬上說：“我去，我去。”放下電話我心裡想，人不向前進不行啊，不到那個份上，說句話也叫不響，還得打別人的旗號！
幾乎全廳的人都參加了追悼會，比半年前施廳長的追悼會隆重多了。本來訂的是一個小廳，臨時決定改為大廳，可大廳已經被其它人訂去了。馬廳長親自打電話給殯儀館的書記，書記又對那邊的哀家說，政府部門臨時有重要儀式要用大廳。我又跑過去說了很多好話還不肯。死者的兒子說：“已經通知了，我們丟不起這個臉！”我當即決定由廳裡賠兩千塊錢，才擺平了。會場是我帶人佈置的，在兩邊扯起兩根繩子，把二十多幅輓聯掛好。兩邊的花圈是現成的，交了租金，把前面人的條幅扯掉，換上我們的就行了。遺像兩邊掛的是馬廳長寫的主輓聯：
救死扶傷仁心妙手德如浩月長懸塵世
鞠躬盡瘁諍友良醫我與萬山同哭英靈
我送的輓聯是：名利煙雲淡如水
事業千秋重於山
輓聯掛好了，大家逐聯評析，宣傳部郭部長說：“池處長你輓聯是請誰作的？‘名利煙雲’怎麼又淡如水呢？”我說：“你別鑽牛角尖，我在車上一路想了幾個小時才想出來的。”他馬上說：“沒想到池處長作聯的水平這麼高。”幾個人都笑了。
幾個廳長和兩個記者還有吳場長也是坐在大客車來的，馬廳長一臉凝重，於是大家也一臉凝重，氣氛就上來了。哀樂過後，馬廳長致悼詞，剛唸到“沉重悼念親愛的戴妙良同志”，聲音就哽咽了。又唸到“事情來得如此突然，我們在感情上都難以接受”時，掏出手帕擦淚。我看著馬廳長心中有幾分疑惑，他以前念悼詞都有些公事公辦的神態，今天卻動了感情。氣氛凝重到了極點，幾個女同志都哭了起來。北京來的記者把這些場面都錄了下來。接下來嚴記者把前天送別的情景介紹了。遺體告別後，殯儀館工作人員把遺體推進去火化，馬廳長一直跟在後面，最後被擋住了，才停了下來。
回到廳裡嚴記者提出要開個座談會，馬廳長一口應了。嚴記者想晚上就開，他還要趕往萬山紅農場繼續採訪。馬廳長說：“明天吧，明天上午開了，派車送你們去。”廳裡馬上開了預備會，我也參加了。孫副廳長說：“明天的會議很重要，大家湊一湊，哪些人合適參加，又有哪幾個人作核心發言。”大家議了一個名單，有人提出古士林跟戴妙良雖共事多年，但喜歡信口開何，炮筒脾氣，是不是就不列入名單了？我請示性地望了望馬廳長，馬廳長不置可否。我說：“就不驚動他了吧。”
晚上把第二天將參加會議的人都找了來，馬廳長說：“戴妙良同志是我們廳裡的驕傲和榮譽，明天的會開得好不好，既關係到戴妙良同志，也關係到我省衛生系統，還關係到在坐的各位。他的出現，是我省衛生系統多年來堅持精神文明建設取得重大成績的一個標誌。醫生的職責就是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廳裡派他去萬山紅農場，也是為了這個目的。越是艱苦的環境，越能考驗一個人。他經歷了這種考驗，是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於是大家紛紛發言，把自己要說的話說了個大概，不當的地方，孫副廳長郭部長都點了出來，就散了會。
一個多月以後，長篇通訊出來了，標題就是《名利淡如煙雲，事業重於泰山》。馬上省市各大報刊電視臺的記者都到廳裡來採訪。衛生廳出了這麼一個人物，文副省長都驚動了，打了電話來問情況。市委宣傳部主持召開了一個大型座談會，文副省長也參加了。衛視臺三臺攝像機來錄相，馬廳長接著文副省長髮言，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怎麼把精神文明建設體現到日常工作中去，這是我們長期以來堅持不懈緊緊抓住的問題，具體對醫務工作者來說，就是要把職業道德和人道主義落到實處。戴妙良同志的事蹟，正是體現了我們的這種追求。”丁小槐說：“我剛從香港回來，香港社會那種個人主義，人人為自己的社會氣氛，與戴妙良同志的追求，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他激動得臉色漲紅，身子一晃一晃的，“我們衛生系統的領導對精神文明建設常抓不懈，必然會湧現出一批先進人物，戴妙良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事蹟，也給那些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次心靈的洗禮和淨化。”我又把自己在萬山紅農場看到的情況講了一遍。雖然已經講過幾十遍了，但為了給文副省長留下一點印象，我講起來還是有些激動。講著講著也真的激動了，事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種激動的真實意義。
過了兩天廳裡的電話打到全省衛生系統，要各單位組織大家看衛視播出的座談會實況。晚上我叫董柳過來看電視，說：“看看我的光輝形象。”又說：“再看看丁小槐的表演。他剛跟我說起香港只差沒滴口水了，到會上又踩香港一腳，還教導別人不要迷失方向呢。他從來就沒迷失過方向，從來就知道方向在哪裡。不知道他的人，在電視上天天看他，也永遠不知道他，還以為他是個什麼高尚人物呢。他早就明白了陰陽之道，也可以說是個打太極拳的高手。”董柳說：“那你要他怎麼說？他又能怎麼說?他不那樣說不行，真是那樣做也不行，也別怪他。”我笑了說：“想想倒也別怪他，他也只能如此，也只是在演一個角色，不然怎麼說人生就是一場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