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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將近5點鐘。大妻警部趕到瀨户內造紙東京分公司。
新宿西口、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26樓口上懸掛着精緻的公司門牌。
“我是警視廳的大妻，這裏的詳情不甚瞭解，想會晤一下總務或庶務科的負責人。”
傳達室裏一位年輕女職員，聽説是警視廳的，不由流露出驚詫的神色，片刻，她和一個瘦削的中年男子一同走了出來。
“警視廳的先生，您有什麼事情？”
“一句話説不清楚，請問：這裏分公司任職最長的有幾位？”
“這個……我算老職員啦，大致有十一二年了吧！”
那位瘦削的中年男子邊説，邊遞上名片，姓名前印着的頭銜是：總務科主事。
“噢，主事先生，在此幹了12年？”
“長年主事嘛，不晉級，不降職。”
“科長先生有多少年？”
“去年剛從四國總公司調來工作。”
“分公司經理先生呢？”
“工作期限嗎？嗯，有1年半了。”
“大家都是新來東京的啊，我想了解三十三四年前的精況。”
身體瘦削的男子對此表示大惑不解。
“那可難辦了。分公司經理作為董事候補人，在總公司、分公司的任職即便很久，也只有20餘年。30年前的人員，不要講東京，就是總公司也不多。”
“大家都早早地離職了嗎？”
“不，不是。退休60歲，30多年前，當時只有20幾歲，30歲的人，早就退休了。”
這時，那位傳達女職員看着瘦男子説道：“那麼……”
“什麼？”瘦男子反問道。
“庶務佐伯文子，不是幹了30多年嗎？”
“噢——阿文嗎？可她是女的呀，……”
“不，婦女也沒關係。我想見一見。”
5分鐘後，大妻警部坐在雖有點狹窄，卻擺設講究的接待室沙發上，與一個叫佐伯文子的婦女會了面。
“我想詢問一下，聽説您在貴公司工作了30多年啦。”
“是的。紙是統制物資，紙張在戰爭中的宣傳工作中有重大作用，所以，我有幸從動員應徵中逃避掉。”
“此後一直在這個公司嗎？”
“不知這該論褒還是論貶。我的青春年華都消磨在這東京分公司的庶務工作中。然而，女職員是55歲退休，我也只剩下三四年了。”
大妻警部暗暗揣度了一番：17歲進公司，又渡過34個春秋，該五十一二歲了吧？可是眼前的女人，風韻猶存，顯得更年輕些，若是化妝後，很象40歲左右的老小姐。
“30多年了，可謂飽經風霜啊！”
“是啊，戰後，經歷了許多磨難，有清共的騷亂，統制紙漿則導致公司的危機，石油衝擊使四國的工廠陷入癱瘓，要求提高工資的罷工等……我雖然也加入了工會，但卻不太喜歡工會運動。因為我長年擔任庶務工作，通常情況也比較瞭解，對於每年要求增加工資鬥爭的這種慣例，我也頗感為難。”
“遇到這種情況時，跟您的丈夫怎麼講呢？”
“哎呀！”
佐伯文子唰地一下臉上呈現出臊的紅暈，兩手捂着面龐。
“我是獨身的呀。”
“對不起，失禮了，我想您年輕時一定非常美貌，現在都還顯得年輕，看不出接近退休年齡，您在年輕時怎麼沒有結婚呢？”
“警部先生連那種事也要調查嗎？”
“哪裏，幹這項工作已養成刨根問底的習慣，請別介意。”
“沒結婚的理由很簡單：一是不想結婚，二來沒有合適的對象……青年男子戰死的太多了。”、
大妻警部雖然非常想詢問她青年時為何逃避結婚，但是，這和來此的目的確實是離題了。
“您説幹了30多年的庶務工作？”
“是的。”
“庶務工作，主要搞些什麼事務呢？”
“這個工作範圍很寬。首先是人事，工資，還有公司經費的預算，管理職員福利等，簡單地講是東京分公司的勤雜。”
“那麼，這和30年前生產什麼紙，何處訂貨、諸事務有無關係？”
“沒有。”
大妻警部對文子明確地回答甚感沮喪。
“這類工作具體由哪個科負責呢？”
“東京分公司是由營業部負責，總公司由營業總局負責，從組織結構上講有：營業總局分為的受理訂貨部、生產監督部、繳納成品部等部門來管理這類工作。”
“現在東京分公司營業部裏有了解三十三四年前情況的人嗎？”
“大都是新調來的，可能不知道，或者説，他們在公司的時間短，幾乎不瞭解以前的事情更恰當吧。”
“總公司營業總局會有了解戰爭結束前後情況的人吧？”
“也可能有，但具體是哪一位我也説不清楚。”
文子冥思苦索般地閉上了眼睛。
“您怎麼啦？”
“沒什麼，我在回憶從前營業部裏的人，有的退休，有的辭職，那些人現在都在哪裏幹什麼呢？……毫無瞭解。”
“經理已經換人了嗎？”
“是的，10年前新經理上任，他是前經理的兒子。”
“前經理呢？”
“去世了！”
“那麼，會晤經理也徒勞無益嗎？”
“不僅是經理，連董事會也全都換新人了。”
“可不是嘛！當年的董事，假定是50歲，現在也都80開外了。”
“嗯。説起來唯有一個人，有位車間主任還是過去的老前輩。”
這話大大鼓舞了大妻警部，生產摻進粘土紙張的負責人尚健全，真可謂“柳暗花明又一村！”
“那位車間主任叫汁麼名字？”
“小西隆平，巳經60多歲了，享受董事級待遇，他一直是車間的負責人。當然，當年僅是一名造紙技師。警部先生要了解30年前的什麼事情呢？”
“紙張啊！紙……來調査含有某種粘土的紙情況。”
“我們公司的紙張，幾乎都是日本（和紙）不加粘土。我想如果真生產過那種特殊紙張的話，那一定是根據軍部的命令生產的？”
“軍部命令？……”
大妻警部覺得很久沒有聽到這種語言了。據説日本在戰敗前——軍隊的命令……這是絕對不能違抗的。
今年32歲的大妻警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年尚未出世，因而，他沒有體會過“軍令”一詞的不可抗拒的強制性。但是卻從故世的父親的話中常聽到。父親原是教育部的事務官。
“往事不堪回首啊！陸軍士官學校出身的年輕少尉來到教育部，他們敲打着桌子，吵吵嚷嚷地喊道：這是軍隊的命令！不管是顯微鏡下潛心鑽研的學生，還是抱着英日辭典用功的學生，都必須立即扛上步槍進行軍訓。軍令這話是萬能的王牌哪！”
父親曾多次對大妻和妹妹阿霞説過這話。
“再問一下：瀨户內造紙公司經常接受軍方的訂貨嗎？”
“沒有訂貸之説，是必須按命令生產。據説是為了祖國，四國的車間曾竭盡全力生產過汽球炸彈用紙，當時，軍方向車間、公司派遣了監督官。這些人，盛氣凌人，對工人從不客氣的。”
“東京分公司這裏也來過嗎？”
“當然來了。”
文子説着，嘴唇痙攣般地顫抖不已。這些都沒能逃脱大妻警部的眼睛。
“是個軍官吧？”
“陸軍大尉。”
“還記得姓名嗎？”
“叫高倉勇主郎。只要他在公司一露面，分公司經理以下的全體職員都會非常緊張。當然，我也一樣，膽戰心驚地往返接待室，因我必須為高倉大尉送茶端飯。”
“戰後，還見過高倉大尉嗎？”
“不，一次也沒見過。”
“您瞭解高倉大尉隸屬於哪個部隊嗎？”
“詳細情況不知道，只聽説是總參謀部第三科的。”
大妻警部覺得再也難於問出更多情況，於是站起身來向文子提出最後一個問題。
“高倉大尉怎麼樣？”
“身材和長相呀。”
“是這樣的，身高1.70米左右。”
“體重多少？胖嗎？還是瘦長個兒？”
“相貌呢？看來令人生畏呢？還是較和善？”
“無論怎樣説，他有一種軍人中罕見的富家子弟風度。他曾説，他父親是外交官。他生在華盛頓，長在倫敦，曾就讀於牛津大學，經常用我們聽不懂的英語嘟囔，記筆記時也特意書寫英文。”
“軍人也説敵國語言，書寫那種文字嗎？”
“這麼説，我倒是想起一件事。他曾訕笑我們疲乏：把英語當作敵國語言則捨棄，是荒謬的。他舉例説，打壘球時，裁判都用外來語‘好球’、‘壞球’一詞，卻不用日語‘很好’、‘不行’。總之，壘球不就是從美國開始的體育項目嗎……”
“高倉大尉直至戰爭結束，一直是這個公司的監督官嗎？”
“可以這麼説，不知是好是壞，他被任命為少佐參謀，在即將赴任緬甸之前，戰爭就結束了。”
“不是大尉，是少佐？”
“是的，戰爭將要結束時他晉升為少佐。公司還舉辦宴會祝賀他晉級並歡送他。我記得在宴會上，他曾説：我還有未辦完的工作，上司怎麼搞的，要調我去緬甸。”
“最後我想再問一下，公司有沒有高倉少佐的照片？”
“監督官和公司的幹部時常一起攝影留念，但那些幹部們有的退休，有的已死，有無照片不清楚。”
“您沒有一起攝影嗎？”
文子搖了搖頭，以示否定。
“當時的我，與其説是職員，毋寧講是個沏茶端水的女子罷了。”
“對不起，34年前的職員姓名登記簿能讓我看一下嗎？”
“有沒有這種登記簿，得問末廣先生。”
文子説着，先於大妻警部走出接待室。
大妻警部想起，剛才他寫着庶務事務銜名片的那個面頰消瘦的男子。
名片上果然印着末廣次郎幾個字，他慢吞吞地穿過走廊，對面，那男子和文子一同返了回來。
“這個東西有用嗎？”
男子遞過小冊子，這是一本瀨户內造紙公司老職員手冊。
“是1944年的，有用嗎？恰是34年前的，最後幾頁裏記錄着當時的職工名單，當然，還有很多應徵來的工人和被動員來的學生在這裏勞動過，那些人則沒有入冊。”
“能借用一下嗎？”
“雖然是陳舊的職工手冊，都是公司史實編匯時的珍貴資料，禁止攜出，但是，如果對偵察有用，就破例借給你，但是，請務必送回……”
“我一定負責奉送。是否寫一張借據？”
“那就不必了，對您的諾言，我們深信不疑的。”
大妻警部小心翼翼地把那份陳舊的職工手冊放入內衣袋，離開了瀨户內造紙公司的東京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