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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3)

    從這種精神出發,我們才能理解弗蘭茨對革命的軟弱性。他最開始同情古巴,然後同情中國,被這些國家的殘酷嚇壞了後,只得嘆口氣,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沒有分量亦遠離生活的詞句。他成了日內瓦的一名教授(那裏沒有示威遊行),在一連串的剋制中(無女人亦無遊行的孤獨),他發表了好些學術專著,都獲得了可觀的讚揚。後來有一天他遇到了薩賓娜。她是個新的發現。她來自一片土地,那裏革命的幻覺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東西還存留着:廣闊的生活,冒險的生涯,敢作敢為,還有死的危險。他把她祖國的悲劇加在她身上,發現她顯得更加美麗。糟糕的是薩賓娜對這出悲劇並不喜愛。“監獄”、“迫害”、“禁書”、“佔領”、“坦克”一類詞是醜陋的,沒有絲毫浪漫氣息。唯一使她感覺甜美引起思鄉之情的詞,是“墓地”。

    墓地

    波希米亞的墓地都象花園,墳墓上覆蓋着綠草和鮮豔的花朵。一塊塊莊嚴的墓碑隱沒在萬綠叢中。太陽落山的時候,墓地閃爍着點點燭火,如同死魂都在孩子們的晚會上舞蹈。是的,孩子們的舞會。死魂都象孩子一樣純潔。無論現實生活如何殘酷,即便在戰爭年月,在希特勒時期,在斯大林時期,在所有被佔領的時期,和平總是統治着墓地。她感到心緒低落的時候,便坐上汽車遠離布拉格,去她如此喜愛的某個鄉間墓地走走。在藍色羣山的背景下,它們如搖籃曲一般美麗。

    對弗蘭茨來説,墓地只是一堆醜陋的石塊與屍骨。

    “我從不開車,車禍嚇死人!就算沒把你撞死,也讓你留個終身標記!”正説着,雕刻家本能地抓住了自己的手指頭,那指頭有一天在他雕刻本版時差點給削掉了,現在還留在手上也算個奇蹟。

    “你説什麼?”克勞迪今天狀態最佳,沙啞着聲音問,“我有一回碰上了嚴重車禍,我就沒把命丟掉。再説,沒有比住醫院更有昧的啦!我根本睡不着,只是讀呀讀的,日日夜夜。”

    他們都驚奇地看着她,更使她其樂融融。弗蘭茨感到一種既討厭(他知道那場車禍後妻子曾極度消沉又報怨個沒完)又佩服(她總是有能力把每一件經歷過的事説得有聲有色)的複雜情緒。

    “就是在那裏,我開始把書分成白天的書和晚上的書,”她繼續説,“真的,有些書是要白天讀的,有些書只能晚上讀。”

    現在,所有的人都又驚奇又崇拜地看着她。所有的人,只除了雕刻家還握着自己的指頭,皺着眉頭回想車禍。

    克勞迪轉身問他:“司湯達的書你會歸進哪一類?”

    雕刻家沒有聽清問題,不舒服地聳聳肩。旁邊一位文藝批評家説,他認為司湯達的書該白天讀。

    克勞迪搖了搖頭,嘶啞着喉音説:“不,不,你錯了,你錯啦!司湯達是一位夜晚作家嘛!”弗蘭茨置身這場白天夜晚的藝術之爭,卻不安地盼着薩賓娜到來。他們花了很多天的時間考慮她該不該接受參加這次雞尾酒宴的邀請。宴會是克勞迪準備的,招待曾經在她私人畫廊展出過作品的畫家雕刻家們。薩賓娜遇見弗蘭茨以後,總是迴避他的妻子。他們又怕被發覺,於是得出結論,認為她來的話反而自然些,少些嫌疑。

    他一邊偷偷地朝門廳打望,一邊聽到了他十八歲的女兒的聲音。女兒安娜在房子的另一端。他告退了妻子主持的這一圈,擠到女兒主持的那一夥中去。他們有的坐,有的站,安娜則盤腿坐地。弗蘭茨知道,他妻子肯定也會轉移到那邊地毯上去的。有客人的時候坐在地毯上,這一姿態表明串直,不拘禮節,政治自由,殷情好客,還體現一種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克勞迪坐在地毯上的那熱情勁兒使弗蘭茨擔起心來,她去買香煙會不會也坐在鋪子的地上?

    安娜坐在一個男人的腳上,問他:“阿倫,你最近在幹什麼?”

    阿倫如此天真誠懇,努力給這位畫廊主的女兒一個認真回答,開始向她解釋自己的新探討——把攝影與油畫結合起來。但他還沒講完三句話,安娜便開始吹起小調來。畫家還在慢慢説,注意力高度集中以至於尚未明到口哨。

    弗蘭茨耳語:“你能告訴我體為什麼要吹口哨嗎?”

    她大聲説:“我不喜歡人們談政治。”

    他們這一圈確實有兩個人站在那裏討論即將開始的法國大選。自覺有責任引導活動的安娜,問那兩個人是否打算去羅西尼歌劇院,一個意大利歌舞團下週將在日內瓦演出。與此同時,畫家阿倫卻沉入他繪畫新探求中越來越龐大的細節。弗蘭茨為自己的女兒感到羞恥,為了讓她安分點,他宣稱安娜每次看歌劇都索然無趣牢騷滿腹。

    “你混!”安娜坐着給了他肚子上一拳。“那個男高音明星太俊了,太俊啦!我看過他兩次,我已經愛上他了。”

    女兒太象她母親,這使弗蘭茨無法原諒。她為什麼不象他?但他毫無辦法,她就是不象他。很多次他聽到她母親也宣佈愛上了這個或那個畫家,歌手,作家,政治家,有一次甚至愛上了一位自行車賽手。當然,這只是雞尾酒宴上的閒話趣談,但他總是忍不住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她説起他來也如出一轍,還有自殺的威脅之詞。

    正在這時,薩賓娜進來了。安娜繼續談着羅西尼時,克勞迪走了過去。弗蘭茨把注意力投向那兩個女人的談話。幾句寒喧客套之後,克勞迪捻着薩賓娜脖子上的陶瓷垂飾大聲説:“這是什麼?多醜啊!”

    弗蘭茨深深一驚。妻子的話不意味着挑鬥,接下去的沙啞的大笑立刻表明,克勞迪否定這垂飾但並不希望危害她與薩賓娜的友誼。但她通常不會這麼説的。

    “我自己做的。”薩賓娜説。

    “這垂飾真醜,真的!”克勞迪高聲地重複,“你不該戴它。”

    弗蘭茨知道妻子並不在意垂飾的醜與美,一件東西她願意説醜就醜,願意説美就美。她朋友戴的垂飾預定就是美的,即使她發現的確很醜,也不會説。長久以來,歐歐拍拍已成為她的第二天性。

    那麼為什麼她決定説薩賓娜自己做的垂飾醜呢?

    弗蘭茨突然明白無誤地找到了答案:克勞迪聲稱薩賓娜的垂飾醜是因為她有本錢這麼説。

    或者更準確些説:她這麼説是要讓人們明白,她有本錢説薩賓娜的垂飾醜。

    薩賓娜去年的畫展不怎麼成功,所以克勞迪並不特別重視薩賓娜的光顧。然而,薩賓娜卻有種種理由重視克勞迪的畫廊,只是她的行為尚未證實這一點。

    是的,弗蘭茨看清了:克勞迪抓住有利場合向薩賓娜(以及其他人)表明,她們兩人之間的真正力量均勢到底如何。

    誤解小詞典(續完)

    阿姆斯特丹的古老教堂

    街道的這一邊是鱗次相比的房屋,第一樓的櫥窗後面,所有的妓女都有一間小屋與舒適豪華的夾墊大搞,她們只穿了乳罩和短褲衩,挨近玻璃窗坐着,看上去象討厭的貓。

    街道的另一邊是建於十四世紀的巨大哥特式大教堂。

    妓女的世界與上帝的世界之間,街道散發出尿的臭氣,象一條河劃分着兩個王國。

    老教堂裏面,所有殘留的哥特式風格只有又高又光的白牆,還有柱子、拱頂和窗户。牆上沒有一幅圖畫,其它地方也沒見雕塑。教堂象體育館一樣空曠,只有正中心的地方,疏疏地放置了幾排給牧師們坐的椅子,圍着一堵可供教長站立的小墩牆。椅子後面是為那些有錢的自由民而設置的木頭小廂房以及柵欄。看來,椅子和廂房一直就設置在那裏,人們從未考慮到牆的形狀和柱子的位置,似乎是希望表明對哥特式建築的輕視與無所謂。幾個世紀前,加爾文教派的信仰把這座大教堂變成了一個大頂棚,唯一曲作用是讓那些忠實的信徒避避風雪。

    弗蘭茨被它迷住了:歷史的偉大進軍曾經怎樣穿過這巨大的殿堂!

    薩賓娜想起波希米亞所有城堡是怎樣收歸國有,變成了勞工訓練地、養老院,甚至牛棚。她參觀過一個牛棚:接鐵鏈的鈎子釘入夜粉牆上,系在銑絲上的牛焦渴地瞪着窗外城堡的土地,那兒餵了雞。

    “正是它的空曠使我神往,”弗蘭茨説,“人們收起了祭壇、塑像、圖畫、椅子、地毯和聖經,在那一刻得到了歡樂和安慰。他們把一切統統丟掉,就象扔掉桌上的剩物。你不能想象海格立斯的掃帚怎樣清掃這大教堂嗎?”

    “窮人不得不站着,而富人佔有包廂,”薩賓娜榴着那些包廂説,“但是有一種東西把銀行家和乞瀉聯繫在一起:對美的仇視。”

    “什麼是美呢?”弗蘭茨發現自己正站在最近一次畫廊預展時的妻子一邊,正在認同她的堅持己見。那就是文詞和言論的無窮虛幻,還有文化的虛幻,藝術的虛幻。

    薩賓娜在學生隊裏勞動時,靈魂被高音喇叭裏歡樂的進行曲不斷毒害。一個星期天,她借來一部摩托,朝山上開去,在一個從未到過的邊遠村莊裏停下來。她把摩托靠教堂放好,往教堂裏面走去。一羣人恰好在做禮拜。當時宗教受到當局的壓制,大多數人對教堂都避之不及。留在教堂長凳子上的只有些老爺子和老婦人,他們不害怕當局,只害怕死亡。

    神父歌詠般地吟誦禱文,人們跟着他齊聲重複。這稱為連禱。同一句話反覆重現,象一位流浪漢忍不住連連回望家鄉,象一個人不忍離世。她在最後一排凳子上坐下,合上雙眼聆聽禱詞的曲調,又睜開眼,打量上方那藍色拱頂上嵌着的金色大星星。她驚喜入迷了。

    她在這個鄉村教堂無意遇到的東西不是上帝,而是美。她太明白不過了,教堂與連禱本身裏裏外外都未見得美,它們的美存在於與建築工地上天天歌聲喧躁的比較之中。她突然覺得這些人是美的,他們如同一個叛逆的世界,是一種神秘的新發現。

    從那時起,她就認為美是一個叛逆的世界。我們碰到它,只能在迫害者俯瞰着它的什麼地方。美就藏在當局製造的遊行場景之後,我們要找它,就必須毀掉這一景觀。

    “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蘭茨説。無論新教還是禁慾主義都未曾使他如此熱情。這是另外一種東西,高度私有性的東西,是他不敢與薩賓娜討論的東西。他想,他聽到了一種聲音,要他抓住海格立斯的掃把,掃掉克勞迪所有的預展,安娜所有的歌唱家,還有所有的演講、專題辯論會,所有無用的言語和無聊的文詞,把它們統統從自己的生活中掃出去。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宏偉巨大的空闊突然出現在他面前,這神奇的新發現象徵着他自身的解放。

    力量

    一次,他們在某家旅館裏做愛,薩賓娜撫着弗蘭茨的手臂説:“看你有多好的肌肉!真不能使人相信!”

    弗蘭茨對她的讚美很高興,從牀上爬出來,臀部頂地,用一條腿鈎佐一張很重的橡木椅子,輕輕地把它挑到空中:“你永遠也不必害怕,不論什麼情況我都能保護你,我以前還是個拳擊冠軍呢!”

    他用手把椅子舉過頭,薩賓娜説:“知道你這麼強壯,真好。”但她內心中自語,弗蘭茨也許強壯,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與共的人面前,在他愛的人面前,他顯得軟弱無力。弗蘭茨的軟弱也可以稱為美德。他從不向薩賓娜下指示,從不象托馬斯那樣命令她,要她躺在鏡子旁邊的地上以及光着身子走來走去。他並非不好色,只是缺乏下達命令的力量。有些事情是隻能靠暴力來完成的。生理上的愛沒有暴力是難以想象的。

    薩賓娜看着弗蘭茨舉着椅子在屋予裏走過,象看到一個使她震驚的怪物,心裏充滿了奇怪的悲傷。

    弗蘭茨把椅子放到薩賓娜的對面,坐下來説:“我當然喜歡強壯,但在日內瓦,這些肌肉對我有什麼好處?它們象裝飾品,一根孔雀的羽毛。我一生還沒有同人打過架哩。”

    薩賓娜又開始了孤獨的沉思:如果她有一個指揮她的男人又怎麼樣呢?一個要控制她的人嗎?她能容忍他多久?不到五分鐘!從這兒得出結論,無論強者還是弱者,沒有人適合她。

    “為什麼不用你的力量來對付我?”她問。

    “愛就意昧着解除強力。”弗蘭茨温柔地説。

    薩賓娜明白了兩點:第一,弗蘭茨的話是高尚而正義的,第二,他的話説明他沒有資格愛她。

    生活在真實中

    卡夫卡曾在日記或是信件中提到這樣一句,生活在真實中。弗蘭茨記不清這話的出處,但這句話強烈地感染了他。生活在真實中意味着什麼?從反面來講太容易了,意思是不撤謊,不隱瞞,而且不偽飾。然而從遇見薩賓娜起,他就一直生活在謊言中。他蹬妻子説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阿姆斯特丹會議,馬德里講學;他不敢與薩賓娜並肩步行於日內瓦的大街。他還欣賞謊言與躲藏:這些對他來説是如此新異,他象一個老師的愛學生鼓起勇氣逃學,感到十分興奮。

    薩賓娜認為,生活在真實之中,既不對我們自己也不對別人撤謊,只有遠離人羣才有可能。在有人睜眼盯住我們做什麼的時候,在我們迫不得已只能讓那隻眼睛盯的時候,我們不可能有真實的舉動。有一個公眾腦子裏留有一個公眾,就意昧着生活在謊言之中。薩賓娜看不起文學,文學作者老是泄漏他們自己或他們朋友的種種內心隱秘。薩賓娜以為,一個放棄了自己私我隱秘的人就等於喪失了一切,而一個自由而且自願放棄它的人必是一個魔鬼。這就是薩賓娜保守着那麼多戀愛秘密但一點兒也不感到難受的原因。相反,這樣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實之中。

    在弗蘭茨這一方面,他確認把私生活與公開生活分成兩個領域是一切謊言之源:一個人在私生活與在公開生活中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對弗蘭茨來説,生活在真實之中就意昧着推翻私生活與公開生活之間的障礙。他喜歡引用安德魯.勃勒東的活,握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間玻璃房子”裏,人人都能看見你,沒有任何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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