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初，無數的語言像蒼蠅一樣，在我的腦海裡亂舞，尋找得以釋放的途徑，它們默默地用觸角抵碰，用身體有力地衝撞，它們散亂無章，甚至衝動盲目。它們需要奔跑。我走路的時候，腦海裡的語言便抖落腳下，踩在堆積的語言上，我感覺它們的彈性，柔韌，有時像海草，有時像石頭，有時像鬆軟的泥土。它們給我不同感覺的快慰。大概是一個人在陌生城市獨處久了，且無人交流的緣故，眼中看到一個人，或一件事，就會像個剛識字時見字就唸的孩子，不自覺地開始描述，尤其會去雕刻細節，哪怕是一條皺紋，或者吐痰者的嘴形。有時即便是一個夢，醒來後也會在腦海裡開始敘述，自己覺得那時候思維活躍，妙不可言，大腦一直處於亢奮狀態，無法控制，於是嚴重影響了我的睡眠。我似乎是在生活著，又似乎已經從生活中抽身出來。我被這種情緒逼迫，開始“小說”創作。把“小說”打上引號，是因為，我的確不知道小說怎麼寫。文學刊物我看得少，像看《收穫》這樣的雜誌，也是中學時候的事情，當代小說幾乎沒有看過。面對當代文壇，更是一片“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不知今夕何夕的混沌。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小說，我不得不慶幸與感謝幾個優秀的寫作朋友，他們有時給我提供創作經驗，或者針對我的小說問題具體而談，使我少走了一些彎路。
記得一位寫作的朋友說：“小說的語言要求精確，尤其注意不能用成語，因為這些熟語已經是僵化的老死的，由於我們應用和閱讀的慣性，它就成了一個空洞的所指”。朋友的話使我在使用語言時警惕起來，記住了“精確”這個詞。另一位朋友說：“語言千萬不能疲軟，一定要立起來，不能漏氣。”我想起韓愈在《答李翊書》裡曾寫過，“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文的“氣”與“言”之論，指的是思想道德修養是為文立言的根本。這位朋友提到的“氣”與“言”，也包含“水”與“浮物”的道理。“語言”和“氣”是文章的血液。小說裡的“氣”，應是一種硬朗的、明朗的、準確的、精力充沛的氣質，只有不漏“氣”，這隻語言的輪胎才會圓潤，豐盈，並且彈性十足，因而更富有質感、動感與力量。氣，是語言不疲軟的主要因素。我認為他說的“氣”，就是讓語言站起來。因此，我創作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快感》（刊於《芙蓉》2002第四期），語言便有點撒蹄狂奔般的隨心所欲，並且閃許多精妙的比喻。對於我來說，這種恣意的敘述是快慰的、陶醉的，有讀者說讀起來充滿快感，但是當敘述不受拘束，語言不受控制，描寫沒有起伏、輕重，便會有“氾濫成災”的不良後果。因此又有一位朋友對我談到了敘述的“控制”，明確提出我在小說創作中，必須懂得控制。我想，“控制”與“氣”是不相沖突的，控制大約是離小說技巧又近了一步，更深了一層。之後寫了另一個短篇《TURNON》(刊於《收穫》2002年第六期)。
我的小說中有許多比喻。運用精確形象的比喻，也能使語言站起來。餘華的比喻是精闢的，如說路上的月光像灑滿了鹽；博爾赫斯說死，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普魯斯特在《追憶逝水年華》裡寫"感到思念奧黛特的思緒跟一頭愛畜一樣已經跳上車來，蜷伏在他膝上，將伴著他入席而不被同餐的客人發覺。他撫摸它，在它身上焐暖雙手……這隻有“神經質的、敏感到病態程度的普魯斯特”才寫得出來；茨威格華麗而充滿激情的語言及精彩的比喻讓人折服。用形象的隱喻使人想像陌生事物或某種感情，甚至味覺、嗅覺、觸覺等真實的基本感覺來喚起對事物的另一種想像，既有強烈的智力快感，也有獨特新奇的審美愉悅。我在創作長篇小說《水乳》時，寫了七八萬字後，寫不動了，首先是我感覺激情不飽滿，語言軟了下來，腦海裡沒有想像，沒有比喻，也就沒有了語言方向，如果小說僅僅是客觀描述，語言便會變得無趣與枯燥；其次是感覺神經緊崩的狀態很累，支撐不住。於是有位朋友對我說，“寫到這個字數，餘下的，更需要的就是毅力，不要寫得太急，適當調節一下”。我歇了一陣，直到感覺重新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