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節送信
上一節扯得太遠了，還回到郵電所裡去。郵遞員小蔡的業務當然是每天在外邊跑。只要沒有颳風下雨，只要不是送一份加急電報，小蔡每一天輪流去一個公社。到了目的地，只去兩個地方，一個是公社院，一個是中心小學。在公社院裡留下文件和報紙，到學校裡留下信件和報紙雜誌。這樣做，可以把給全公社群眾的信件，由各大隊在中心小學上學的孩子捎回去，孩子們很樂意幹這種郵遞員延伸的業務，彷彿受到一種重託，心裡充滿了使命感。
小寶一生都會記得，在他上小學四年級時的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在甘肅省蘭州市當兵的二舅給他的一封信，這可是學生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大事兒。一群孩子圍著他，羨慕地看著幸福的小寶。他過於激動地用顫抖的手撕開信封，把裡邊的信紙都給撕爛了。其實，信中只不過寥寥數語：問候了他的媽媽、爹爹以及全家人，勉勵他好好學習，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長大後要像雷鋒叔叔那樣為人民服務。小寶為此激動了好長一段日子。
還有一次，丁老師讓郵遞員小蔡捎走了一個包裹，郵給家裡。過了半個多月，他哥哥來到學校，當著老師和學生的面毫不留情地臭罵了他一頓，連飯也沒有吃就走了。凡是瞭解這件事情原因的人，都覺得罵他活該。原來天氣轉暖以後，丁老師的棉褲棉襖穿不上了，在宿舍裡沒有地方放，還要拿回家讓他媽拆洗。他正在學校積極地鬧革命，並且暗戀著春妮，怕耽誤了壯麗的革命事業和絢麗的愛情生活，不想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回家的路上，就採用了郵寄包裹這種簡單的辦法。小蔡走後，丁老師還自鳴得意，仿著裴多菲口占了一首小詩：
寄包雖然貴，
良辰價更高。
造反和愛情，
一個不能拋。
寫成以後，反覆吟誦，激動地用方塊字記在日記本里，用華麗的曲線描上花邊，夢想著有一天讓春妮看到他的傑作。
那時候，郵寄包裹要到縣城裡才能取到。他的家在我們馬寨公社北邊的一個公社，離我們馬寨不過三十多里路。他哥哥接到了他們公社郵電所送達的匯單，高興得很，以為兄弟寄回了貴重財物。讓他嫂子備了乾糧，興沖沖地跑了幾十裡山路，又順著公路跑了幾十裡。山裡人進城是傻蛋兒，連東西南北都弄不清楚，他哥逢人便打聽郵電局在哪裡，終於找到了地方。那時候不興身份證，取包裹要拿大隊開具的證明。他哥不懂這一套，什麼也沒有帶，發包裹的工作人員認死理兒，說什麼也不讓他取。他哥擼起跑腫了的腿，好說歹說，人家才同意讓他到街上刻了私章，蓋在收件人的簽名處。他哥就這麼好不容易才取到了一個鼓囊囊的包裹，急忙拆開一看，原來是這些髒東西，扔了不是，揹回去也不是，頓時氣不打一處來。因此，他哥哥回家後越想越生氣，專程跑來罵他：“你是個響聖人蛋！不願意回家，寫封信，讓老子給你來背，也不過一晌的工夫！害得老子跑了兩天兩夜！”老師們和學生們忍不住好笑，“聖人蛋”丁老師的哥成了他的“老子”。這事情傳出去以後，大隊文藝宣傳隊的幾個妮兒們沒有少打趣他，讓丁老師覺得很沒有面子，那一首小詩估計不會拿給春妮看。
當然，到了我講故事的年代，電話已經延伸到了我們馬寨公社，上級的指示，乘載著每秒鐘30萬公里的電流速度，很快就能傳了下來。同古代相比，元叔他們跑腿送信的工作，成了通信網絡上的神經末梢。總體上看，信息傳遞使用的時間比古代節省了許多，基本上實現了朝發夕至。
送信這種活兒，一點也不費腦筋，只是費鞋。到了天氣暖和以後，元叔心疼他媽，又捨不得穿鳳姑偷偷地給他精心納制的桐油油過的圓口鞋，腳上穿的是用河邊上一種叫做雷草的莖葉兒編織的“草褂搭兒”，學名“草鞋”，就是當年紅軍長征時，爬雪山過草地穿的那種鞋子。
元叔編這種草鞋很內行，下雨天氣不上工的時候，他就會在屋裡的地上，揳一木樁子，拴上一分四股的麻繩，一端拴在腰間，捻著一綹綹的雷草莖葉，在四條小繩中間穿梭，編織要送信穿的草鞋。他能把雷草繩擰得緻密結實，打出的草鞋磁丁丁的，耐看耐穿。後來，鳳姑把自己剪衣服剩下的碎布條給了他一些，他能在草中摻入一些布條，草鞋的質量顯著改善，不僅耐磨，還能防止磨腳。就是這樣，有時正在地裡幹活時，大隊幹部按照公社領導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隊發通知時，他常常來不及換新草鞋，曾經多次出現過打赤腳的情況。
大隊的範圍小，通知開會時，元叔只要一個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隊跑上一遍兒。公社的範圍大，方圓二十多里，還要沿山摸嶺。通知開會時，大隊的幾個“四類分子”排的有班次，輪流到附近八個生產大隊送信。要是一種用一個信封密封起來的信兒，一般不是通知開會，而是傳達一種指示。領導把信封得嚴嚴實實的，強調送信人不得拆開看，說是為了保密。其實，這幾個“四類分子”都是識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裡的幹部不識字，還得拆開讓他們念給幹部們聽。所以，最先了解上級指示精神的仍然是這幾個“四類分子”。
要是口信兒，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隊幹部來公社開會。接到通知的各個大隊的幹部們，按照預定的時間，提前開路，趕到公社。開完會後，天色晚了，他們提著原來準備好的馬燈，或者到馬寨親戚家找來一些漚麻稈，點著麻稈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從有了手電筒以後，這種情況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幹部們用一條細布筒，把手電筒裝進去，一頭是死口，一頭是束口，用繩子束著，挎在胳肢窩裡，方便照路。
公社領導們經常要開會，送信這種活兒常年不斷。“四類分子”們跟大隊幹部一樣，與公社領導們比較熟，他們的熟，與劉慶典支書的熟當然不是一碼事兒。送信回來，一般要到公社領導處銷號，說一說送達的情況。領導們大多是板著面孔的，“哼”一聲表示知道了，他們趕快知趣地走開。只有曹書記這個人比較隨和，聽了彙報以後，往往還說個“辛苦你了”！或者順手扔給一根“大舞臺”菸捲，以示勉勵。這個“四類分子”得到恩賜，感到萬分榮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來，拿著點著了又掐滅的菸捲，向貧下中農社員炫耀：“瞧，這是曹書記給的！”看到這根半截象徵權力的菸捲，貧下中農社員的心裡馬上矮了三分，覺得自己此時的臉面上還不如“四類分子”有光彩。這種反常現象，後來丁老師把它歸納總結起來，成了曹書記階級立場方面的問題，是“走資派曹××一類修正主義分子”的罪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