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电报
从解放初期一直到七太爷失踪的日子里，我们马寨大队乃至马寨公社，传递消息、通知开会一直都是“四类分子”们负责传送的。元叔由开始替他妈送信，后来干脆成了专职送信人。顺便一提的是，送信是“四类分子”的一种义务劳动，生产队里是不给记工分的。
从古到今，传递消息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相互关联的一项基本需求。用“四类分子”送信，是时代的特征，也是一种无奈。这比起周幽王他们那个时代，用点燃烽火台的办法报警，到后来的历朝历代用驿马送信，差不了多少。人们之所以对盛唐时期的美人杨贵妃有气，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这个女人过于奢侈腐化，竟敢动用为国家报信的驿马给她运送荔枝，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为了保鲜，从广东到长安城，使用接力赛的办法，不知跑死了多少驿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驿马跑得再快，也得经历一定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里，从古到今，误过不少事情。到了清朝末年，当广州附近三元里的老百姓们掀起的抗英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在北京的金銮殿里的大清皇帝，还只是靠读到驿马刚刚送到的“塘报”，才了解到英军的炮船大举侵犯，刚刚逼近了离广州数百公里的珠江入海口处。还有一首动人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仔细分析，这抵万金的家书，很可能是在前线的战士写了家书以后，三个月才能传到家里。等家里人接到烽火中传来的家书时，一定忧心如焚，说不定写家书的人已经战死沙场了。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用放“消息树”的办法传递情报，在小宝他们的课本里，抗日小英雄海娃还把十万火急的“鸡毛信”，拴在绵羊的屁股下边。幸亏这些历史典故，在七太爷的脑袋瓜子里并不存在，要不然，他那一颗总想飞翔的心，一定不会仅限于对交通工具的热衷，说不定还会对通讯设施产生痴迷。
在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里，邮政和电信还没有分家，叫做邮电局。县里的邮电局在高楼街设了一个邮电所，地点就在区政府的墙外边。所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男的叫小蔡，一个女的叫小郑。这个女小郑比那个男小蔡长两岁，长得不怎么样，但声音清脆，负责管分机的活儿，属于电信业务范畴。男的自然是管邮政的，穿一身老油绿工作服，骑一辆油绿色的加重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负荷了多少重要信息和多少期待。车子前边的梁上，有一个大袋子，专门装信件、汇款单和收到人的签字夹子，后边衣架上，驮了两只邮袋子，装报纸杂志，分列在车架两边，底下有铁托板支撑着重量。两只邮袋子上分别印有毛主席的真迹：“人民邮电”，由于他老人家用的是繁体字“人民郵電”，写得又草，好多人认不得，请我们寨子里的老学究孙乃社来认，这老孙头戴着老花镜，趴上去看了半天，对大家赞叹说：“毛主席的字真好啊，‘人民陲毛’这几个字写得刚劲有力，龙飞凤舞！”小蔡忍俊不禁，纠正说：“大叔，那不是‘人民陲毛’，是人民邮电！”孙乃社虽说不相信，也不敢自认正确，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好书法，好书法！”
小蔡和小郑刚调到一起工作时，谁也不认识谁，没有立伙，下了班一起到区政府的食堂吃饭，只要小蔡在家，两个人亲热地并着膀子，说说笑笑，就像一对恋人。大约过了三个月光景，两人的铺盖卷到了一起，其中的一个住室变成了厨房。他们从此不到机关食堂吃饭了。在没有登记结婚之前，无证经营，过了一段甜甜蜜蜜的小日子。只要一身尘土的邮递员回到单位，女分机员立刻扑上前去，拍拍打打。然后端上温水，伺候男邮递员洗头洗脸洗脚后，两人立即关门上床，闹腾得昏天黑地，小郑才收拾起缱绻的玉体，到厨房给小蔡端出做好的饭菜，坐在床上，你喂我我喂你地吃。
这事儿让区政府领导知道后，非常生气，区委书记让区委组织委员和区妇联主任二人，分别找他们谈话。领导们狠狠批评了他们的未婚同居行为，两个人写了深刻的检查后，马上登记结婚了。正所谓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两个恋人在洞房花烛夜里，就没有了未婚前的那份甜蜜，生出了不少隔阂。后来，两口子因为给各自家里老人的孝敬钱分配不公，整天打架吵闹。生了一个孩子以后，才平静下来。到了邮政和电信分家时，小郑已经人老珠黄，退休了，小蔡成了县邮政局的看门人，两口子到底没有离婚。
女小郑管分机，除了插插接接全区十几部摇把子电话外，还管理一部长途电话。这方面的故事，已经让小说大家刘震云的著作《手机》写套了，也让当红导演冯小刚的电影《手机》演火了，我就没有必要拾人牙慧，况且也缺乏他们那种高超的艺术功力。所不同的是，这部连在分机以外的摇把子长途电话，是个废物，我们山里人根本没有用过，就连高楼街的人也很少用过。这是因为外边来的长途电话，没有办法找到接话人，当然不会打；而从这里向外打这种洋玩意儿，对方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依然没法沟通。所以，这部电话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样，老百姓排着长队乱打一气，而是整天像一只黑色的懒猫卧在柜台的角落，连呼噜也不会打。由于这项业务开展得不好，小郑没有少挨上级的批评。
小郑另有一项重要业务，就是从县邮电局抄收或者发送电报。
电报又叫莫尔斯电报，是一个叫做莫尔斯的美国人在1838年发明的，1844年达到实用阶段，得到大面积的普及。莫尔斯早年是个画家，1832年的一天，他从法国回美国时，同行的一个医生杰克逊（这两个人都有点不务正业），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一行人反复讲了电磁铁这种神奇的东西。41岁的莫尔斯听出了其中的奥妙，遂萌生了发明电报的念头，在以后的生涯中，他一边给大学生们教美术课，维持生计和科研经费，一边潜心钻研电磁学理论。“十年磨一剑”，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机，并创造了电报密码。这种通信工具开始普及时，大多用于军事方面，是各国间谍最早使用的得力装备。领导间谍的机关，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密码，只有内部人才能翻译出来。敌方则专门有人截取电文并研究破译对方的密码。密码虽然不同，但发报的方法是一样的，机器的原理是一致的。双方能够相互发送和接收到信号，必须使用的频率一致，而发送的远近全依赖于机器功率的大小。我们现在可以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里，看到敌特和我们的特工们，就是用这种机器传递情报。现在进入了和平时期，军事用途的设备转向了民用。在五六十年代，是人民群众最为快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情况下并不用，只有非常紧急的情况才使用。
电报是用脉冲电流产生的“嘀嗒”声的长短和次数，表示不同的字母或数字的。收发电报的人戴着耳机，在发报时，用手指点击发报键，每击出五个长短不同的节奏，代表发出了不同的数字。如一短四长为“1”，两短三长为“2”，等等。此外，还有表示字母的击法。抄报时，分辨着接收到声音的长短和次数，抄写出字母或数字，然后翻译成电文。民用的电码是明码，不同于军事用途的密码，不在保密的范畴。那时的电码字典，大型书店里就可以买到，只不过没有用处，没有人肯买这么专业性强的书籍。如同四角号码字典和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一样，我们汉字的电码也要用四个数字代替。技术性太强的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全讲出来，那要有一大本子，没有一点文学趣味，还有卖弄知识之嫌。反正现在已经被更加先进的通信方式取代了，完全没有必要连篇累牍。
有趣的是，小郑他们念起数字来，对“1、2、3、4、5、6、7、8、9、0”这十个阿拉伯数字，并不念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而是念作“幺、两、三、四、五、陆、拐、八、勾、洞”，小郑的工作并不是发报，要么是记录、翻译，要么是翻译、上传。只要来了电报，她就取出专用的纸张，在小方块里记下一组组的数字，嘴里念叨着：“洞洞幺拐（0017），拐拐勾洞（7790）……”最后查找电报通用码，把一组组的数字翻译成汉语。
来发电报的人，也要首先把电文拟好，才能交给小郑翻译、上传。因为那是要按字数收费的，加急电报还要比平电报加倍收费，所以电文拉杂不得，文字必须极其简约，全靠收到方人的意会去理解。一般是“母病危速归”、“花产回”（你媳妇叫花，生了孩子，让你回来），等等。有的人不会写这种比文言文还省略的文字，小郑就问清情况，不耐烦地帮他们起草。成文后，小郑把它翻译成数字，“幺陆八拐、四两勾洞”的，打电话给县电报房，让人家用电报机拍发出去。
我们八队的刘庆河跟狼叔是堂兄弟，当过通信兵，但没有当过报务员，干的不是拍电报的活儿，没有学会收发电报，倒学会了拍电报人对数字的念法。复员回来以后，贵亭叔让他当了生产队里的保管员。他在掂着大秤给社员们分红薯时，把人名和斤秤全部用密码代替，让两个人抬着草篓子，一秤一秤地过。拉长声音，嘴里念出来的是：“狼，幺八拐斤；刘麻子，幺陆勾斤；秦大‘膈应’（‘膈应’是土话，讨厌的意思），幺勾洞斤……”绰号当密码，听的人当然知道是分给谁家了，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斤，傻愣愣地随他的便儿。狼叔一听就火了：“日你妈，别用这种洋办法糊弄人。”他堂弟说：“扯蛋，老子就是讨厌‘咬蛋虫’，才这么办的。谁掂秤谁当家，不想要，滚回家去！”
到现在，我们已经对拍电报这种办法久违了，只有我们用的手机，通常把“139……”或者“……8510”念成“幺三九”和“八五幺零”，“1”这个数字通常念作“幺”，应该还是拍电报这项技术留下来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