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中午時，德拉-斯特里特急匆匆地進了辦公室。她說：“喬治-丹傑菲爾德夫人在外面等著，說她就是要見你，她有件事不能跟任何別的人說。”
梅森皺起了眉頭，“我原想奧爾古德會在她來這裡之前給我打電話通個信。”
“要我給他打個電話嗎？”德拉問。
梅森點了點頭。
稍後，當奧爾古德接電話時，他的聲音聽起來明顯地帶著憂慮：“您的秘書說您想跟我談談，梅森先生。”
“是的，關於你辦公室的洩密問題。米爾特的事你聽說了嗎？”
“聽說了，最幸運的是……當警察給我打電話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說他死了，這樣我就可以掩蓋許多材料。”
“我當時在那兒，”梅森說，“活兒幹得不錯，你知不知道你的秘書偷聽了我們的談話，她昨天晚上去那兒見了米爾特？”
“知道，她後來把一切都告訴我了。我可以看出來她今早心裡有事，她老是擔心那事。半個小時前她進來說要跟我談談，然後把整個事情都告訴了我。我剛才正要打電話問您，是否可以跟您取得聯繫，我不想從辦公室給您打電話。”
梅森說：“你準備在丹傑菲爾德夫人來之前告訴我。”
“是的，我會的。”
“她現在就在這裡。”
“什麼？她這個妖精。”
“就在我外面的辦公室等著。”
“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得到有關您的信息的，但肯定不是從我辦公室得到的。”
“也不是從你的接待員那兒？”梅森問。
“不是，我敢肯定，那年輕女人坦白得很徹底。我不想在電話上告訴您具體的情況，我想到您辦公室去。”
“來吧，”梅森說，“你能立刻動身嗎？”
“可以，到那兒大概需要25到30分鐘的樣子。”
“好的，那就來吧。”
梅森掛了電話，對德拉-斯特里特說：“奧爾古德說她不是從他那兒得到的信。咱們讓她進來，看她有什麼要說的。她長什麼樣，德拉？”
“呃，她保養得很不錯，非常會照顧自己。據我所記，審判時她大概33歲，現在也就是50多點兒，不過看上去要年輕10歲。”
“又笨又胖？”梅森問。
“不，她很苗條而且很靈巧，皮膚纖細，她對自己照顧得很好。我說的是女人們所注意的地方，外表和風度。”
“白人還是淺黑型的？”
“毫無疑問是淺黑型的，她長得是大大的黑色眼睛。”
“帶眼鏡？”
“我想她是為了看清楚才帶的，但她不用時是裝在手提袋裡的。我剛才出去跟她說話時，她正把眼鏡盒放進去。她不帶眼鏡時更好看。”
梅森說：“告訴我一些女人的事，德拉。她能不能先讓自己衰老，然後再恢復青春？”
“當然不能，”德拉-斯特里特說，“到40多歲就不能了，她是一個在一生中時刻注意保養自己的女人；她有很好的眼睛、大腿和臀部，她很清楚這些——並且利用它們。”
“有趣，”梅森說，“咱們去看看她。”
德拉-斯特里特點了點頭，退了出去把丹傑菲爾德夫人帶進了辦公室。
這女人直接朝梅森走去，步子平穩，節奏均勻。當她向律師熱情友好地伸出手時，她揚起了那又長又黑的睫毛，使得梅森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雙眼。“對您能見我，我真不知該如何感謝才好，我知道您是位非常忙的律師，只有預約您才接見人，但我的事情特別重要，而且，”她說著看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極為秘密。”
梅森隨便地說：“坐下吧，丹傑菲爾德夫人，我對我的秘書沒什麼保密的，她為談話做記錄，並直接為我保管檔案。我很少憑記憶去記那些能寫下來的東西，記下丹傑菲爾德夫人要說的話，德拉。”
片刻，丹傑菲爾德夫人顯得稍有些僵硬，但很快她就又對梅森微笑起來，“當然，我真愚蠢，”她說，“我本該知道像您這樣受理眾多委託的律師是必須讓這些事情繫統化的。我剛才擔心的理由是因為我要說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機密的，別人的幸福取決於它。”
梅森問：“您希望聘請我為您做什麼嗎，丹傑菲爾德夫人？因為，如果您希望的話……”
“不，一點兒也不。我想跟您談談您正在為別人辦理的事。”
“坐下吧，”梅森邀請道，“來支菸？”
“謝謝您，好吧。”
梅森給了她一支菸，自己也抽出一支，先為她點著了，然後又把自己的點著。
丹傑菲爾德夫人透過她噴出的第一口煙霧從側面打量了梅森一會兒，然後突然說：“梅森先生，您在為約翰-威瑟斯龐先生做事。”
“是什麼使您這麼說呢？”梅森問。
“不是嗎？”
梅森微笑了一下：“你剛下了一個斷言，而我是在問問題。”
她笑了：“那好吧，我把我的斷言改成提問。”
“那麼我還是用那個提問來回答您。”
她那修剪得很好的細長手指不安地在椅子的扶手上敲打著，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看了看梅森，然後又笑了。“我明白跟一位律師爭論是行不通的。”她說，“我還是把我所知道的都攤到桌面上吧。”
梅森點了點頭。
她說：“我是喬治-丹傑菲爾德夫人，就像我告訴您秘書的那樣，但我的名字並不一直都是丹傑菲爾德夫人。”
梅森以沉默禮貌地示意她說下去。
她用一個人說出出人意料的話會產生爆炸性反響的方式說：“我原來是大衛-拉特威爾夫人。”
梅森還是那副表情，“接著說。”他說。
“這話好像並不使你感到驚奇。”她鄭重地說，聲音裡露出些許失望。
“一個律師是很少會顯出驚奇的——即使他是驚奇的。”梅森也鄭重地說。
“您真是一個不可理解的人。”她用稍帶生氣的口吻說。
“很抱歉，但您說了您想把事情攤到桌面上的。”梅森朝桌上指了指，“這不，桌子就在這兒。”
“很好，”她屈服了，“我過去是大衛-拉特威爾夫人，我丈夫被霍勒斯-亞當斯謀殺了，霍勒斯和大衛那時在溫特堡合夥做生意。”
“謀殺是什麼時間發生的？”梅森問。
“1924年1月。”
“後來亞當斯怎麼樣了？”
“就好像您不知道！”
“您是想來提供情況，還是想得到什麼？”梅森問。
她考慮了一下，然後坦白地轉向他說：“都有點兒。”
“您最好改變來訪的目的，而只向我提供情況。”
她笑了：“謀殺發生在1924年初，霍勒斯-亞當斯在第二年的5月被絞死。”
“霍勒斯過去有個妻子——薩拉。薩拉、霍勒斯、大衛和我有時四人在一起。霍勒斯和薩拉有個兒子叫馬文，發生謀殺時他大概兩歲，他父親被處死刑時大概3歲。薩拉是個賢妻良母，她把她的一生都獻給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我不喜歡那樣，我那時沒有孩子，而且——有魅力。我喜歡四處走動，喜歡有點兒夜生活，薩拉不贊成那樣，她認為一個結了婚的女人應該循規蹈矩。我認為薩拉從沒喜歡過我和完全信任過我。”
“那是20年前的事了。從那時起，婚姻的觀念已經有了一些變化。我說這些是要表明薩拉和我在那時並不總是相處得很好。但儘管如此，因為我們的丈夫們是合夥人，我們從表面上看仍相處得十分協調。”
“男人們知不知道你們相處得不好？”梅森問。
“天哪，不！這事太微妙，男人們理解不了，都是些女人們愛做的瑣碎小事。適當的時候翹一下眉毛；或者她偶爾看到我穿的裙子太短時做出一點兒怪樣子；或者當她丈夫誇獎我的外表後再問她是不是覺得我一天比一天更年輕了，她就會表示贊同。她那甜美而又嬌滴滴的語氣對男人沒什麼，但對女人卻意味深長。”
“好啦，”梅森說，“你們相互不喜歡，那麼後來又怎麼樣了呢？”
“我沒那麼說，”她說，“我是說薩拉不滿意我，我覺得薩拉從來就不喜歡我。我沒有不喜歡她，我只是覺得她很可憐。後來就發生了謀殺，對於霍勒斯-亞當斯企圖掩蓋那樁謀殺案所說的事情，我永遠也不能原諒。”
“什麼事情？”梅森問。
“他殺了大衛，就像後來證實的，把他的屍體埋在製造廠的地下室裡，而且又在地板上重新鋪了水泥。我當時只知道大衛失蹤得非常突然。霍勒斯給我打電話說有一項專利有些麻煩，大衛不得不趕緊到裡諾出趟差，只要他在那兒一安頓下來，弄清楚他要在那兒呆多久，他就會給我寫信的。”
“他要去裡諾的事一點兒都沒有令您懷疑嗎？”梅森問。
“給您說實話吧，我是有些懷疑。”
“為什麼？是因為他原來對某個別的女人感興趣嗎？”
“呃，不——不確切是，但您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沒有孩子，而且——我愛我的丈夫，梅森先生，我非常愛他。隨著我年紀的增大，我意識到愛情不是生活的一切，但在那個年紀，事情對我是不一樣的。我使我自己充滿魅力是因為我知道我們永遠也不會有孩子，是因為我想依靠我丈夫，我盡力給他任何別的女人有可能給他的東西；我盡力使自己像他所遇到的、可能會向他調情的姑娘一樣富有魅力；我盡力讓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我——噢，以我的方式為我的丈夫而生活，就像薩拉為她的丈夫而生活那樣，只是薩拉有一個孩子。”
“接著說。”梅森說。
她說：“我對您絕對的坦率，梅森先生。我覺得我或許有些嫉妒——對薩拉-亞當斯。她總是不在乎她的外表；如果我們四個人一起去夜總會，她會讓人看上去覺得不協調；她看上去就跟平常一樣，就像一個整個下午跟孩子在一起的家庭主婦，在要走的時候才收拾一下，穿上她最好的衣服出去。她看上去不像——不像外出活動的一員，不像參加夜生活的人，跟她穿的衣服不相稱。但她卻擁有霍勒斯-亞當斯的愛，您可以看出這一點。”
“儘管他說您看上去多麼漂亮？”梅森問。
“噢，天哪！”說著她打了一個響指，“他看見我就跟看見任何別的女人一樣，就像是看見一幅畫，他欣賞一個女人就像欣賞一幅畫或什麼東西，但他的眼睛總是會返回到他妻子身上。他總是用那種平靜的、舒適的、安全的和幸福的表情看著她。”
“您的丈夫不是用那種表情看您嗎？”梅森問。
“不是。”
“為什麼不是？”
“他們秉性不同。他——我不是在嘲笑我自己，梅森先生，要是有外表比我更有魅力的人出現的話，我丈夫就會對我不忠的。因此我就特別留心我自己是否佔據領先的位置，就是這樣。”
“我明白。”
“我不敢肯定您是否明白，要想明白的話，您就得知道女人對這些事情是如何感覺的。這是一種努力，其背後的某處隱藏著一種恐懼，一種擔心我會失敗而不再佔據領先位置的恐懼。”
“所以當您丈夫去了裡諾，您就……”
“我嚇呆了，”她承認道，“然後當我沒有收到他來信時，我變得狂亂起來。碰巧在裡諾我有個朋友，我就打電報讓那個朋友查查所有的旅館，看看他住在哪兒，看看——呃，看看他是不是一個人。”
“那麼後來呢？”梅森問。
“當我發現大衛沒有在裡諾的任何旅館登記時，我就去找霍勒斯要他講清楚，但霍勒斯表現得極為迴避而且不安，我就知道了他是在撒謊，企圖隱瞞什麼事情。然後他就告訴我大衛跟另一個姑娘私奔了。”
“誰？”梅森問。
“我想沒有必要說出她的名字來。”
“為什麼？”
“因為，當然，大衛沒跟她私奔，他跟她沒什麼關係。這只是霍勒斯編出來的，企圖掩蓋謀殺的事。”
“這個女人現在在哪兒？”梅森問。
“哎呀，我可不知道。我完全失去了她的線索，我想我甚至都不認識她，她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個名字，當然，要不是因為霍勒斯表現出來的樣子，我會發現她更多情況的。我叫來了警察，沒多久警察就發現了他在撒謊，大衛已經被謀殺了，我不知道，我想如果霍勒斯說出真相的話，他可能不會被判處死刑的。”
“真相是什麼呢？”
“他們肯定是對廠裡的什麼事進行了激烈的爭吵，霍勒斯一怒之下殺了我丈夫。然後他極為驚恐，知道必須得把屍體處理掉，他沒有叫警察，而是等到夜裡，在水泥上打了個洞，挖了個坑埋了大衛，然後又用水泥把那地方鋪好，並且在新水泥上堆了——些垃圾和刨花，一直到水泥幹了；當然，他一直讓我以為大衛突然出差去了裡諾。”
“您從多久開始懷疑的？”梅森問。
“大概有三四天的樣子，哦，是在霍勒斯告訴我大衛跟那個女人私奔之前5天的時候……在我朋友告訴我大衛不在裡諾之後。”
梅森靠回到轉椅裡，閉上了眼睛，好像在極力回想過去的事情。“別停下，接著說，丹傑菲爾德夫人。”
“愛上一個人而他又被殺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一開始是一種讓人麻木的震驚，然後——唉，我就對霍勒斯-亞當斯和他的妻子，對那個小男孩，產生了難以遏制的、可怕的憎恨。在我的天性中沒有半點兒同情和寬容的成分。當陪審團對霍勒斯做出判決時，那意味著他會被絞死。我當時高興得不得了，一個人出去進行了慶祝。”
“您對亞當斯夫人不感到同情嗎？”梅森問時眼睛仍然閉著。
“一點兒也不，我告訴您，我恨她，我對任何人都不同情。要是讓我拉起絞死霍勒斯-亞當斯的繩子，我會很高興做的。我試圖說服他們在執行處決時讓我到場，但他們不同意。”
“為什麼您這樣想？”
“我只想在絞索打開時朝他尖叫‘你是殺人兇手’，好讓他的脖子被勒斷時我的話能在他的耳中迴響，我——我告訴您，我很殘忍，我是一個非常感情用事的動物，梅森先生。”
律師睜開了眼睛，看著她說：“是的，我對此很欣賞。”
“我告訴您所有這些，您就可以理解我現在的情況。”
“您現在的情況是什麼？”梅森問。
“我意識到我當時在某些事上是多麼的錯誤。”
“您感到後悔？”
“不是指我對霍勒斯的態度，”她急忙說，“我想親手殺了他；我很高興他的律師沒有為他辯護成功，使得他們能絞死他。就像我說的，如果他說出了真相，他可能只會被判為過失殺人罪或者二級謀殺，但他那企圖掩蓋的方式以及一切——好啦，我們不要再談這事了，因為我想談談薩拉。”
“薩拉怎麼了？”
“我想我當時為難了薩拉。我極力不讓她拿到生意中她那份錢，儘量採取一切惡劣手段。她拿走了她所能拿的現金就失蹤了。當然，為了那男孩的緣故，這也是她惟一所能做的。她沒多少錢，就一點兒。我過去一直都不知道她去哪兒了，也沒人知道，她非常小心地掩蓋她的行蹤。那男孩當時太小，不記事，她覺得她能把他帶大，永遠不讓他知道他父親是因為殺人而被處決的。”
“您現在知道她那時去哪兒了嗎？”梅森問。
她朝他笑了笑說：“別這麼小心翼翼，梅森先生。現在我當然知道，她那時去了加利福尼亞；她十分艱苦地工作啊工作一一太艱苦了。她給了那個男孩良好的教育，他總以為他父親是在一場車禍中喪生的，他們也沒有別的親戚。她很小心地一點兒也不讓他知道他的過去，不讓他接觸任何會向他揭示那事的東西。她太好了，為此而犧牲了她的整個一生。唉，她幹得太辛苦了，勞累過度，結果得了結核病。四五年前，她去了紅河谷，在那兒，人們認為她挺不錯；即使她本該休息了，她還在一直不停地工作。要是她到醫院去安心地養病，她可能會被治好的，但她要迭她的男孩上大學，所以她子得直到——直到再也不能幹了為止。”
“後來呢？”梅森問。
“後來她死了。”
“您怎麼知道這一切的呢？”梅森問。
“因為我特意去查的。”
“為什麼？”
“因為——信不信由你，這是我的良心發現。”
“什麼時候？”
“有相當一段時間了，但我真正動心是在有人僱了偵探開始調查這樁案件之後。”
“誰僱了他？”
“我不知道，一開始我以為是薩拉，是住在埃爾坦普羅的一個人，我查不出他是誰。”
“那您為什麼來找我呢？”
“因為我想您知道這整個事情的背後是誰以及為什麼。”
“是什麼使您這麼想呢？”
“因為我查出了馬文-亞當斯，發現他同威瑟斯龐那姑娘非正式地訂了婚，而有人看到您被送出威瑟斯龐家。”
“您怎麼知道這些？”梅森問。
“偶然知道的。說實話，梅森先生，我在埃爾坦普羅是因為我覺得偵探事務所在那裡。這個偵探給埃爾坦普羅打電話彙報情況，我是通過溫特堡城旅館的總機小姐得知這一情況的。但它們是兩個電話臺之間的電話，我無法得到號碼。”
“那您是怎麼了解到我的呢？”
她說：“通過伯爾夫人無意中的一句話。”
“伯爾夫人？”梅森問。
“別那麼神秘兮兮的，您在威瑟斯龐家已經見過她了。”
“您認識她？”梅森問。
“是的，我認識她好多年了。”
“您在什麼地方認識她的。”
“在溫特堡城。”
“真的？”
“她過去住在那兒。”
梅森從桌子上拿起一支鉛筆，慢慢地沉思著，拇指和食指在鉛筆磨光的邊上上下滑動著。“那，”他說，“非常有趣。在謀殺發生的時候，她肯定還是一個很小的小姑娘。”
“您在說什麼呀？”
“她不是嗎？”
丹傑菲爾德夫人移開了她的視線，皺起眉頭，儘量集中注意力，“不，”她說，“她不是，她那時至少也有十八九歲了。您覺得她現在有多大，梅森先生？”
梅森說：“恐怕我不能很準確地判斷人的年齡。我原以為她是30歲上下，而您可能不到40歲。”
“真會說好聽的！”
“不，我說的是真的，”梅森說，“我不是要奉承您，我真是對一個女人怎樣保持她的青春很感興趣，不管她實際度過了多少個生日。”
她說：“我不會告訴您我多大了，但戴安娜-伯爾——我想想看——她這會兒是……是的，大約在38歲和39歲之間。”
“您在這麼多年之後還能認出她來？”
“您這是什麼意思，什麼這麼多年之後？”
“您最後一次見她是什麼時候？”
“噢，大概三年前。”
“那麼您認識她的丈夫嗎？”
丹傑菲爾德夫人搖了搖頭。“我想不，戴安娜的名字原來是戴安娜-珀金斯，對她母親來說，她是一個很麻煩的孩子；珀金斯夫人過去經常跟我聊天，他們住在我們的街區，後來，戴安娜跟一個結了婚的男人私奔了，過了四五年她回來了，聲稱那男人同他妻子離了婚而娶了她。”
“那個妻子對這事怎麼說？”
“噢，她離去了，人們失去了她的行蹤，或許戴安娜說的是實話，或許不是。後來戴安娜又離去一段，不久跟一個新丈夫再次拋頭露面。”
“伯爾？”梅森問。
“不，”她說著笑了，“不是伯爾。恐怕戴安娜喜歡一出現新的就換掉老的。讓我想想，她那個丈夫的名字叫什麼？雷德克利夫，我想是的，但我不敢肯定。我想他跟她離了婚，她又回到溫特堡城呆了一段。然後去了加利福尼亞。在那兒，她嫁給了伯爾先生。”
“所以您在街上碰到了她，並和她談了話？”
“是的。”
“她有沒有提起那樁謀殺案？”
“沒有，她非常圓滑。”
“她知不知道馬文-亞當斯就是那個因謀殺而被絞死的人的兒子？”
“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她不知道，至少她根本沒提那事。當然，薩拉是在伯爾先生來埃爾但普羅之前死的。她才到那兒三四個星期，我不覺得馬文-亞當斯這個名字對她有什麼意思。”
“您也沒告訴她？”
“當然沒有。”
“好的，”梅森說，“這解釋了您怎麼找到我的，那麼接下來告訴我您要見我做什麼。”
她說：“我——我想讓您別把有些事放在心上。”
“等等，還有一個問題，您認識米爾特嗎，調查這件事的偵探？”
“我見過他幾次，儘管他並不知道。按您的意思，我沒和他碰過頭，我實際上從未跟他說過話。”
“您什麼時候離開的埃爾坦普羅，丹傑菲爾德失人？”
“今天上午一早。”
“丹傑菲爾德先生在哪兒？”
“他還在埃爾坦普羅待著。我留了一個便條，告訴他我要離開一天。我走的時候，他正平靜地打著鼾聲。他喜歡晚上熬夜，早上睡懶覺；我剛好相反。我鍛鍊自己一上床就睡覺，他進來也不會吵醒我。經常在他醒來老早之前，我就起床出去了，我覺得早飯前的鍛鍊非常有益。”
梅森又靠回到轉椅裡，重新閉上了眼睛，好像在腦中極力回想過去的某個事件。“所以您進行了調查以確信您丈夫不在裡諾？”
“我丈夫，噢，您是說大衛，是的。”
“誰進行的調查？”
“一位朋友。”
梅森說：“每一次您提到那次調查，您都是用‘一位朋友’這個詞，您不覺得這樣很不確切嗎？在提到這位朋友時，您從未用過一個代詞。這是不是因為您害怕這麼做？”
“哎喲，梅森先生，您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您的話。我為什麼要害怕用代詞？”
“因為那就非得是他或她，那就會顯示出這位朋友的性別。”梅森說。
“好吧，那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只是在想這位朋友可能不是您現在的丈夫，喬治-丹傑菲爾德。”
“呃……呃……”
“是嗎？”
她生氣地說：“您具有那種最令人不快的方式去……”
“是嗎？”梅森重複道。
她突然笑了起來，然後說：“是的。我現在明白了，梅森先生，作為提問者，您是如何贏得您的聲譽的。或許我是在試圖稍微掩蓋一下，因為它可能會聽起來——呃，有點兒，——呃，一個人可能會由它得出錯誤的結論。”
“結論會是錯誤的？”梅森問。
她現在已經完全適應了與梅森的談話，她朝他笑了笑，說：“我已經告訴了您，梅森先生，我那時是多麼愛我的丈夫，我多麼害怕我可能會失去他。您認為一個有這種感覺的女人會冒險跟別的男人在一起嗎？”
“我只是對揭開您想要掩蓋的事情感興趣。或許這只是提問者的一種本能。”梅森說。
她說：“在我們結婚之前我就認識喬治-丹傑菲爾德。他那時一直對我非常著迷，但在我給他打電報之前，他到溫特堡城還不到兩年。我結婚後只見過他一次，那就是明確而又肯定地告訴他我的結婚結束了我們之間的一切。”
梅森慢慢地重複著她的話：“結束了我們之間的一切。”
她對梅森的重複有點兒生氣了，然後控制住自己，說：“您的確有最令人不快的窺探人心的方式。好吧，如果您想要那樣的話，答案就是：是的。”
梅森說：“您是在今天早上報紙出版之前離開埃爾坦普羅的嗎？”
“是的，怎麼啦？”
“您為什麼到這裡來？”
“我告訴過您是我的良心讓我到這裡來的；我知道一些從未告訴過任何人的事情。”
“是什麼？”
“在那次審判上，我不是證人，因此沒人問過我什麼。我那時不願主動提供這些情況。”
“什麼情況？”
“霍勒斯-亞當斯和大衛幹了一仗。”
“您是說他們吵嘴了？”
“不，我是說打了一架。”
“為了什麼？”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
“大衛被害的那天。”
“接著講，”梅森說，“說完。”
她說：“大衛和霍勒斯打了一架，我想大衛吃了不少苦頭。他回到家極為生氣，他到浴室往臉上放了一條涼毛巾，在那裡遊蕩了一會兒又出去了。直到過了一陣子，我才開始想他剛才在浴室做什麼。我記得聽到鏡臺抽斗開關的聲音；一想到這，我趕緊跑到鏡臺那兒，打開大衛總是放槍的抽斗，槍不見了。”
“您跟誰講過這事？”梅森問。
“除了您以外，我對誰也沒講過，就連我丈夫也沒講過。”
辦公室裡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梅森在腦中反覆地掂量著她的話。然後他掃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確信她已用速記將所有的這些都記了下來。
德拉幾乎不讓人察覺地點了點頭。
沉默使得丹傑菲爾德夫人有些不安，她開始明確地指出：“您瞧，梅森先生，那會意味著什麼。如果霍勒斯的律師曾坦率地說他們打過架，如果發生過大衛拔出槍，霍勒斯擊中了他的腦袋——誰知道呢？那就可能是自衛，他就會被免罪的。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他們絞死他的那種謀殺罪。”
“那您打算怎麼辦？”梅森問。
她說：“要明白一點，梅森先生，我可不是要讓自己出洋相，我不是要人們用羞辱的手指著我。但我想我可以簽署一份宣誓書，把它交給您，完全私下地保存。那麼，如果這樁舊案件竟然會毀壞馬文-亞當斯的生活的話，您可以找那姑娘的父親——完全私下的——把這份宣誓書拿給他看，告訴他您和我的談話，那麼馬文就能——哦，您知道，從此以後幸福地生活。”
她神經質地笑了起來。
梅森說：“這真有趣。24小時前，它可能是個簡單的解決辦法，但現在就不再是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那樁舊案件的記錄可能會公佈於眾，不管我們能做什麼。”
“為什麼？在過去的24小時裡發生了什麼？是不是威瑟斯龐先生……”
“是那個偵探，萊斯利-米爾特，出了事。”
“什麼？”
“他被謀殺了。”
暫時，她沒能理解梅森的話裡所含的全部意義，她機械地說：“但我在告訴您，如果他的律師……”正說著她止住了，在椅子上挺了挺身體，“誰被謀殺了？”
“米爾特。”
“您是說有人殺了他？”
“是的。”
“誰——誰幹的？”
梅森又一次從桌子上拿起了鉛筆，他的手指慢慢地在光滑的木頭筆桿上來回滑動著。他說：“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很容易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一個與幾個人的生活有著重要關係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