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中午时，德拉-斯特里特急匆匆地进了办公室。她说：“乔治-丹杰菲尔德夫人在外面等着，说她就是要见你，她有件事不能跟任何别的人说。”
梅森皱起了眉头，“我原想奥尔古德会在她来这里之前给我打电话通个信。”
“要我给他打个电话吗？”德拉问。
梅森点了点头。
稍后，当奥尔古德接电话时，他的声音听起来明显地带着忧虑：“您的秘书说您想跟我谈谈，梅森先生。”
“是的，关于你办公室的泄密问题。米尔特的事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最幸运的是……当警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他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掩盖许多材料。”
“我当时在那儿，”梅森说，“活儿干得不错，你知不知道你的秘书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她昨天晚上去那儿见了米尔特？”
“知道，她后来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可以看出来她今早心里有事，她老是担心那事。半个小时前她进来说要跟我谈谈，然后把整个事情都告诉了我。我刚才正要打电话问您，是否可以跟您取得联系，我不想从办公室给您打电话。”
梅森说：“你准备在丹杰菲尔德夫人来之前告诉我。”
“是的，我会的。”
“她现在就在这里。”
“什么？她这个妖精。”
“就在我外面的办公室等着。”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得到有关您的信息的，但肯定不是从我办公室得到的。”
“也不是从你的接待员那儿？”梅森问。
“不是，我敢肯定，那年轻女人坦白得很彻底。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您具体的情况，我想到您办公室去。”
“来吧，”梅森说，“你能立刻动身吗？”
“可以，到那儿大概需要25到30分钟的样子。”
“好的，那就来吧。”
梅森挂了电话，对德拉-斯特里特说：“奥尔古德说她不是从他那儿得到的信。咱们让她进来，看她有什么要说的。她长什么样，德拉？”
“呃，她保养得很不错，非常会照顾自己。据我所记，审判时她大概33岁，现在也就是50多点儿，不过看上去要年轻10岁。”
“又笨又胖？”梅森问。
“不，她很苗条而且很灵巧，皮肤纤细，她对自己照顾得很好。我说的是女人们所注意的地方，外表和风度。”
“白人还是浅黑型的？”
“毫无疑问是浅黑型的，她长得是大大的黑色眼睛。”
“带眼镜？”
“我想她是为了看清楚才带的，但她不用时是装在手提袋里的。我刚才出去跟她说话时，她正把眼镜盒放进去。她不带眼镜时更好看。”
梅森说：“告诉我一些女人的事，德拉。她能不能先让自己衰老，然后再恢复青春？”
“当然不能，”德拉-斯特里特说，“到40多岁就不能了，她是一个在一生中时刻注意保养自己的女人；她有很好的眼睛、大腿和臀部，她很清楚这些——并且利用它们。”
“有趣，”梅森说，“咱们去看看她。”
德拉-斯特里特点了点头，退了出去把丹杰菲尔德夫人带进了办公室。
这女人直接朝梅森走去，步子平稳，节奏均匀。当她向律师热情友好地伸出手时，她扬起了那又长又黑的睫毛，使得梅森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双眼。“对您能见我，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才好，我知道您是位非常忙的律师，只有预约您才接见人，但我的事情特别重要，而且，”她说着看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极为秘密。”
梅森随便地说：“坐下吧，丹杰菲尔德夫人，我对我的秘书没什么保密的，她为谈话做记录，并直接为我保管档案。我很少凭记忆去记那些能写下来的东西，记下丹杰菲尔德夫人要说的话，德拉。”
片刻，丹杰菲尔德夫人显得稍有些僵硬，但很快她就又对梅森微笑起来，“当然，我真愚蠢，”她说，“我本该知道像您这样受理众多委托的律师是必须让这些事情系统化的。我刚才担心的理由是因为我要说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机密的，别人的幸福取决于它。”
梅森问：“您希望聘请我为您做什么吗，丹杰菲尔德夫人？因为，如果您希望的话……”
“不，一点儿也不。我想跟您谈谈您正在为别人办理的事。”
“坐下吧，”梅森邀请道，“来支烟？”
“谢谢您，好吧。”
梅森给了她一支烟，自己也抽出一支，先为她点着了，然后又把自己的点着。
丹杰菲尔德夫人透过她喷出的第一口烟雾从侧面打量了梅森一会儿，然后突然说：“梅森先生，您在为约翰-威瑟斯庞先生做事。”
“是什么使您这么说呢？”梅森问。
“不是吗？”
梅森微笑了一下：“你刚下了一个断言，而我是在问问题。”
她笑了：“那好吧，我把我的断言改成提问。”
“那么我还是用那个提问来回答您。”
她那修剪得很好的细长手指不安地在椅子的扶手上敲打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看了看梅森，然后又笑了。“我明白跟一位律师争论是行不通的。”她说，“我还是把我所知道的都摊到桌面上吧。”
梅森点了点头。
她说：“我是乔治-丹杰菲尔德夫人，就像我告诉您秘书的那样，但我的名字并不一直都是丹杰菲尔德夫人。”
梅森以沉默礼貌地示意她说下去。
她用一个人说出出人意料的话会产生爆炸性反响的方式说：“我原来是大卫-拉特威尔夫人。”
梅森还是那副表情，“接着说。”他说。
“这话好像并不使你感到惊奇。”她郑重地说，声音里露出些许失望。
“一个律师是很少会显出惊奇的——即使他是惊奇的。”梅森也郑重地说。
“您真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她用稍带生气的口吻说。
“很抱歉，但您说了您想把事情摊到桌面上的。”梅森朝桌上指了指，“这不，桌子就在这儿。”
“很好，”她屈服了，“我过去是大卫-拉特威尔夫人，我丈夫被霍勒斯-亚当斯谋杀了，霍勒斯和大卫那时在温特堡合伙做生意。”
“谋杀是什么时间发生的？”梅森问。
“1924年1月。”
“后来亚当斯怎么样了？”
“就好像您不知道！”
“您是想来提供情况，还是想得到什么？”梅森问。
她考虑了一下，然后坦白地转向他说：“都有点儿。”
“您最好改变来访的目的，而只向我提供情况。”
她笑了：“谋杀发生在1924年初，霍勒斯-亚当斯在第二年的5月被绞死。”
“霍勒斯过去有个妻子——萨拉。萨拉、霍勒斯、大卫和我有时四人在一起。霍勒斯和萨拉有个儿子叫马文，发生谋杀时他大概两岁，他父亲被处死刑时大概3岁。萨拉是个贤妻良母，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我不喜欢那样，我那时没有孩子，而且——有魅力。我喜欢四处走动，喜欢有点儿夜生活，萨拉不赞成那样，她认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循规蹈矩。我认为萨拉从没喜欢过我和完全信任过我。”
“那是20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婚姻的观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说这些是要表明萨拉和我在那时并不总是相处得很好。但尽管如此，因为我们的丈夫们是合伙人，我们从表面上看仍相处得十分协调。”
“男人们知不知道你们相处得不好？”梅森问。
“天哪，不！这事太微妙，男人们理解不了，都是些女人们爱做的琐碎小事。适当的时候翘一下眉毛；或者她偶尔看到我穿的裙子太短时做出一点儿怪样子；或者当她丈夫夸奖我的外表后再问她是不是觉得我一天比一天更年轻了，她就会表示赞同。她那甜美而又娇滴滴的语气对男人没什么，但对女人却意味深长。”
“好啦，”梅森说，“你们相互不喜欢，那么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我没那么说，”她说，“我是说萨拉不满意我，我觉得萨拉从来就不喜欢我。我没有不喜欢她，我只是觉得她很可怜。后来就发生了谋杀，对于霍勒斯-亚当斯企图掩盖那桩谋杀案所说的事情，我永远也不能原谅。”
“什么事情？”梅森问。
“他杀了大卫，就像后来证实的，把他的尸体埋在制造厂的地下室里，而且又在地板上重新铺了水泥。我当时只知道大卫失踪得非常突然。霍勒斯给我打电话说有一项专利有些麻烦，大卫不得不赶紧到里诺出趟差，只要他在那儿一安顿下来，弄清楚他要在那儿呆多久，他就会给我写信的。”
“他要去里诺的事一点儿都没有令您怀疑吗？”梅森问。
“给您说实话吧，我是有些怀疑。”
“为什么？是因为他原来对某个别的女人感兴趣吗？”
“呃，不——不确切是，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孩子，而且——我爱我的丈夫，梅森先生，我非常爱他。随着我年纪的增大，我意识到爱情不是生活的一切，但在那个年纪，事情对我是不一样的。我使我自己充满魅力是因为我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有孩子，是因为我想依靠我丈夫，我尽力给他任何别的女人有可能给他的东西；我尽力使自己像他所遇到的、可能会向他调情的姑娘一样富有魅力；我尽力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我——噢，以我的方式为我的丈夫而生活，就像萨拉为她的丈夫而生活那样，只是萨拉有一个孩子。”
“接着说。”梅森说。
她说：“我对您绝对的坦率，梅森先生。我觉得我或许有些嫉妒——对萨拉-亚当斯。她总是不在乎她的外表；如果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夜总会，她会让人看上去觉得不协调；她看上去就跟平常一样，就像一个整个下午跟孩子在一起的家庭主妇，在要走的时候才收拾一下，穿上她最好的衣服出去。她看上去不像——不像外出活动的一员，不像参加夜生活的人，跟她穿的衣服不相称。但她却拥有霍勒斯-亚当斯的爱，您可以看出这一点。”
“尽管他说您看上去多么漂亮？”梅森问。
“噢，天哪！”说着她打了一个响指，“他看见我就跟看见任何别的女人一样，就像是看见一幅画，他欣赏一个女人就像欣赏一幅画或什么东西，但他的眼睛总是会返回到他妻子身上。他总是用那种平静的、舒适的、安全的和幸福的表情看着她。”
“您的丈夫不是用那种表情看您吗？”梅森问。
“不是。”
“为什么不是？”
“他们秉性不同。他——我不是在嘲笑我自己，梅森先生，要是有外表比我更有魅力的人出现的话，我丈夫就会对我不忠的。因此我就特别留心我自己是否占据领先的位置，就是这样。”
“我明白。”
“我不敢肯定您是否明白，要想明白的话，您就得知道女人对这些事情是如何感觉的。这是一种努力，其背后的某处隐藏着一种恐惧，一种担心我会失败而不再占据领先位置的恐惧。”
“所以当您丈夫去了里诺，您就……”
“我吓呆了，”她承认道，“然后当我没有收到他来信时，我变得狂乱起来。碰巧在里诺我有个朋友，我就打电报让那个朋友查查所有的旅馆，看看他住在哪儿，看看——呃，看看他是不是一个人。”
“那么后来呢？”梅森问。
“当我发现大卫没有在里诺的任何旅馆登记时，我就去找霍勒斯要他讲清楚，但霍勒斯表现得极为回避而且不安，我就知道了他是在撒谎，企图隐瞒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告诉我大卫跟另一个姑娘私奔了。”
“谁？”梅森问。
“我想没有必要说出她的名字来。”
“为什么？”
“因为，当然，大卫没跟她私奔，他跟她没什么关系。这只是霍勒斯编出来的，企图掩盖谋杀的事。”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儿？”梅森问。
“哎呀，我可不知道。我完全失去了她的线索，我想我甚至都不认识她，她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当然，要不是因为霍勒斯表现出来的样子，我会发现她更多情况的。我叫来了警察，没多久警察就发现了他在撒谎，大卫已经被谋杀了，我不知道，我想如果霍勒斯说出真相的话，他可能不会被判处死刑的。”
“真相是什么呢？”
“他们肯定是对厂里的什么事进行了激烈的争吵，霍勒斯一怒之下杀了我丈夫。然后他极为惊恐，知道必须得把尸体处理掉，他没有叫警察，而是等到夜里，在水泥上打了个洞，挖了个坑埋了大卫，然后又用水泥把那地方铺好，并且在新水泥上堆了——些垃圾和刨花，一直到水泥干了；当然，他一直让我以为大卫突然出差去了里诺。”
“您从多久开始怀疑的？”梅森问。
“大概有三四天的样子，哦，是在霍勒斯告诉我大卫跟那个女人私奔之前5天的时候……在我朋友告诉我大卫不在里诺之后。”
梅森靠回到转椅里，闭上了眼睛，好像在极力回想过去的事情。“别停下，接着说，丹杰菲尔德夫人。”
“爱上一个人而他又被杀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一开始是一种让人麻木的震惊，然后——唉，我就对霍勒斯-亚当斯和他的妻子，对那个小男孩，产生了难以遏制的、可怕的憎恨。在我的天性中没有半点儿同情和宽容的成分。当陪审团对霍勒斯做出判决时，那意味着他会被绞死。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人出去进行了庆祝。”
“您对亚当斯夫人不感到同情吗？”梅森问时眼睛仍然闭着。
“一点儿也不，我告诉您，我恨她，我对任何人都不同情。要是让我拉起绞死霍勒斯-亚当斯的绳子，我会很高兴做的。我试图说服他们在执行处决时让我到场，但他们不同意。”
“为什么您这样想？”
“我只想在绞索打开时朝他尖叫‘你是杀人凶手’，好让他的脖子被勒断时我的话能在他的耳中回响，我——我告诉您，我很残忍，我是一个非常感情用事的动物，梅森先生。”
律师睁开了眼睛，看着她说：“是的，我对此很欣赏。”
“我告诉您所有这些，您就可以理解我现在的情况。”
“您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梅森问。
“我意识到我当时在某些事上是多么的错误。”
“您感到后悔？”
“不是指我对霍勒斯的态度，”她急忙说，“我想亲手杀了他；我很高兴他的律师没有为他辩护成功，使得他们能绞死他。就像我说的，如果他说出了真相，他可能只会被判为过失杀人罪或者二级谋杀，但他那企图掩盖的方式以及一切——好啦，我们不要再谈这事了，因为我想谈谈萨拉。”
“萨拉怎么了？”
“我想我当时为难了萨拉。我极力不让她拿到生意中她那份钱，尽量采取一切恶劣手段。她拿走了她所能拿的现金就失踪了。当然，为了那男孩的缘故，这也是她惟一所能做的。她没多少钱，就一点儿。我过去一直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也没人知道，她非常小心地掩盖她的行踪。那男孩当时太小，不记事，她觉得她能把他带大，永远不让他知道他父亲是因为杀人而被处决的。”
“您现在知道她那时去哪儿了吗？”梅森问。
她朝他笑了笑说：“别这么小心翼翼，梅森先生。现在我当然知道，她那时去了加利福尼亚；她十分艰苦地工作啊工作一一太艰苦了。她给了那个男孩良好的教育，他总以为他父亲是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的，他们也没有别的亲戚。她很小心地一点儿也不让他知道他的过去，不让他接触任何会向他揭示那事的东西。她太好了，为此而牺牲了她的整个一生。唉，她干得太辛苦了，劳累过度，结果得了结核病。四五年前，她去了红河谷，在那儿，人们认为她挺不错；即使她本该休息了，她还在一直不停地工作。要是她到医院去安心地养病，她可能会被治好的，但她要迭她的男孩上大学，所以她子得直到——直到再也不能干了为止。”
“后来呢？”梅森问。
“后来她死了。”
“您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梅森问。
“因为我特意去查的。”
“为什么？”
“因为——信不信由你，这是我的良心发现。”
“什么时候？”
“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我真正动心是在有人雇了侦探开始调查这桩案件之后。”
“谁雇了他？”
“我不知道，一开始我以为是萨拉，是住在埃尔坦普罗的一个人，我查不出他是谁。”
“那您为什么来找我呢？”
“因为我想您知道这整个事情的背后是谁以及为什么。”
“是什么使您这么想呢？”
“因为我查出了马文-亚当斯，发现他同威瑟斯庞那姑娘非正式地订了婚，而有人看到您被送出威瑟斯庞家。”
“您怎么知道这些？”梅森问。
“偶然知道的。说实话，梅森先生，我在埃尔坦普罗是因为我觉得侦探事务所在那里。这个侦探给埃尔坦普罗打电话汇报情况，我是通过温特堡城旅馆的总机小姐得知这一情况的。但它们是两个电话台之间的电话，我无法得到号码。”
“那您是怎么了解到我的呢？”
她说：“通过伯尔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
“伯尔夫人？”梅森问。
“别那么神秘兮兮的，您在威瑟斯庞家已经见过她了。”
“您认识她？”梅森问。
“是的，我认识她好多年了。”
“您在什么地方认识她的。”
“在温特堡城。”
“真的？”
“她过去住在那儿。”
梅森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铅笔，慢慢地沉思着，拇指和食指在铅笔磨光的边上上下滑动着。“那，”他说，“非常有趣。在谋杀发生的时候，她肯定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姑娘。”
“您在说什么呀？”
“她不是吗？”
丹杰菲尔德夫人移开了她的视线，皱起眉头，尽量集中注意力，“不，”她说，“她不是，她那时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您觉得她现在有多大，梅森先生？”
梅森说：“恐怕我不能很准确地判断人的年龄。我原以为她是30岁上下，而您可能不到40岁。”
“真会说好听的！”
“不，我说的是真的，”梅森说，“我不是要奉承您，我真是对一个女人怎样保持她的青春很感兴趣，不管她实际度过了多少个生日。”
她说：“我不会告诉您我多大了，但戴安娜-伯尔——我想想看——她这会儿是……是的，大约在38岁和39岁之间。”
“您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能认出她来？”
“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这么多年之后？”
“您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噢，大概三年前。”
“那么您认识她的丈夫吗？”
丹杰菲尔德夫人摇了摇头。“我想不，戴安娜的名字原来是戴安娜-珀金斯，对她母亲来说，她是一个很麻烦的孩子；珀金斯夫人过去经常跟我聊天，他们住在我们的街区，后来，戴安娜跟一个结了婚的男人私奔了，过了四五年她回来了，声称那男人同他妻子离了婚而娶了她。”
“那个妻子对这事怎么说？”
“噢，她离去了，人们失去了她的行踪，或许戴安娜说的是实话，或许不是。后来戴安娜又离去一段，不久跟一个新丈夫再次抛头露面。”
“伯尔？”梅森问。
“不，”她说着笑了，“不是伯尔。恐怕戴安娜喜欢一出现新的就换掉老的。让我想想，她那个丈夫的名字叫什么？雷德克利夫，我想是的，但我不敢肯定。我想他跟她离了婚，她又回到温特堡城呆了一段。然后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她嫁给了伯尔先生。”
“所以您在街上碰到了她，并和她谈了话？”
“是的。”
“她有没有提起那桩谋杀案？”
“没有，她非常圆滑。”
“她知不知道马文-亚当斯就是那个因谋杀而被绞死的人的儿子？”
“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她不知道，至少她根本没提那事。当然，萨拉是在伯尔先生来埃尔但普罗之前死的。她才到那儿三四个星期，我不觉得马文-亚当斯这个名字对她有什么意思。”
“您也没告诉她？”
“当然没有。”
“好的，”梅森说，“这解释了您怎么找到我的，那么接下来告诉我您要见我做什么。”
她说：“我——我想让您别把有些事放在心上。”
“等等，还有一个问题，您认识米尔特吗，调查这件事的侦探？”
“我见过他几次，尽管他并不知道。按您的意思，我没和他碰过头，我实际上从未跟他说过话。”
“您什么时候离开的埃尔坦普罗，丹杰菲尔德失人？”
“今天上午一早。”
“丹杰菲尔德先生在哪儿？”
“他还在埃尔坦普罗呆着。我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我要离开一天。我走的时候，他正平静地打着鼾声。他喜欢晚上熬夜，早上睡懒觉；我刚好相反。我锻炼自己一上床就睡觉，他进来也不会吵醒我。经常在他醒来老早之前，我就起床出去了，我觉得早饭前的锻炼非常有益。”
梅森又靠回到转椅里，重新闭上了眼睛，好像在脑中极力回想过去的某个事件。“所以您进行了调查以确信您丈夫不在里诺？”
“我丈夫，噢，您是说大卫，是的。”
“谁进行的调查？”
“一位朋友。”
梅森说：“每一次您提到那次调查，您都是用‘一位朋友’这个词，您不觉得这样很不确切吗？在提到这位朋友时，您从未用过一个代词。这是不是因为您害怕这么做？”
“哎哟，梅森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您的话。我为什么要害怕用代词？”
“因为那就非得是他或她，那就会显示出这位朋友的性别。”梅森说。
“好吧，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只是在想这位朋友可能不是您现在的丈夫，乔治-丹杰菲尔德。”
“呃……呃……”
“是吗？”
她生气地说：“您具有那种最令人不快的方式去……”
“是吗？”梅森重复道。
她突然笑了起来，然后说：“是的。我现在明白了，梅森先生，作为提问者，您是如何赢得您的声誉的。或许我是在试图稍微掩盖一下，因为它可能会听起来——呃，有点儿，——呃，一个人可能会由它得出错误的结论。”
“结论会是错误的？”梅森问。
她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与梅森的谈话，她朝他笑了笑，说：“我已经告诉了您，梅森先生，我那时是多么爱我的丈夫，我多么害怕我可能会失去他。您认为一个有这种感觉的女人会冒险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吗？”
“我只是对揭开您想要掩盖的事情感兴趣。或许这只是提问者的一种本能。”梅森说。
她说：“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就认识乔治-丹杰菲尔德。他那时一直对我非常着迷，但在我给他打电报之前，他到温特堡城还不到两年。我结婚后只见过他一次，那就是明确而又肯定地告诉他我的结婚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一切。”
梅森慢慢地重复着她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一切。”
她对梅森的重复有点儿生气了，然后控制住自己，说：“您的确有最令人不快的窥探人心的方式。好吧，如果您想要那样的话，答案就是：是的。”
梅森说：“您是在今天早上报纸出版之前离开埃尔坦普罗的吗？”
“是的，怎么啦？”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告诉过您是我的良心让我到这里来的；我知道一些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
“是什么？”
“在那次审判上，我不是证人，因此没人问过我什么。我那时不愿主动提供这些情况。”
“什么情况？”
“霍勒斯-亚当斯和大卫干了一仗。”
“您是说他们吵嘴了？”
“不，我是说打了一架。”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
“大卫被害的那天。”
“接着讲，”梅森说，“说完。”
她说：“大卫和霍勒斯打了一架，我想大卫吃了不少苦头。他回到家极为生气，他到浴室往脸上放了一条凉毛巾，在那里游荡了一会儿又出去了。直到过了一阵子，我才开始想他刚才在浴室做什么。我记得听到镜台抽斗开关的声音；一想到这，我赶紧跑到镜台那儿，打开大卫总是放枪的抽斗，枪不见了。”
“您跟谁讲过这事？”梅森问。
“除了您以外，我对谁也没讲过，就连我丈夫也没讲过。”
办公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梅森在脑中反复地掂量着她的话。然后他扫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确信她已用速记将所有的这些都记了下来。
德拉几乎不让人察觉地点了点头。
沉默使得丹杰菲尔德夫人有些不安，她开始明确地指出：“您瞧，梅森先生，那会意味着什么。如果霍勒斯的律师曾坦率地说他们打过架，如果发生过大卫拔出枪，霍勒斯击中了他的脑袋——谁知道呢？那就可能是自卫，他就会被免罪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他们绞死他的那种谋杀罪。”
“那您打算怎么办？”梅森问。
她说：“要明白一点，梅森先生，我可不是要让自己出洋相，我不是要人们用羞辱的手指着我。但我想我可以签署一份宣誓书，把它交给您，完全私下地保存。那么，如果这桩旧案件竟然会毁坏马文-亚当斯的生活的话，您可以找那姑娘的父亲——完全私下的——把这份宣誓书拿给他看，告诉他您和我的谈话，那么马文就能——哦，您知道，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
她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梅森说：“这真有趣。24小时前，它可能是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现在就不再是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那桩旧案件的记录可能会公布于众，不管我们能做什么。”
“为什么？在过去的24小时里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威瑟斯庞先生……”
“是那个侦探，莱斯利-米尔特，出了事。”
“什么？”
“他被谋杀了。”
暂时，她没能理解梅森的话里所含的全部意义，她机械地说：“但我在告诉您，如果他的律师……”正说着她止住了，在椅子上挺了挺身体，“谁被谋杀了？”
“米尔特。”
“您是说有人杀了他？”
“是的。”
“谁——谁干的？”
梅森又一次从桌子上拿起了铅笔，他的手指慢慢地在光滑的木头笔杆上来回滑动着。他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很容易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一个与几个人的生活有着重要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