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車走的時候，埃德加說，田野離開了大地，從村莊一路旋轉著到了城市。玉米還是綠油油的，拂著扇子。我心想，是家裡的園子拉長了，追著火車在跑。火車開得很慢很慢。
對我而言，旅途顯得漫長而遙遠，我說。向日葵沒了葉子，黑的莖稈兒隔開了視線。葵花子那麼黑，乘客看倦了。跟我同車廂的人全都昏昏欲睡。一個女人抱著一隻灰鵝。她睡著了，鵝在她懷中還嘎嘎叫喚了一會兒。然後它把脖子往翅膀上一擱，也睡了。
森林一直擋著車窗，庫爾特說，驀地看見一線天光，我就想，那上面是一條河。森林把整個地區都抹掉了。這跟我父親的腦筋差不多。告別的時候，他喝得醉醺醺的，以為他兒子要上戰場呢。他邊笑邊拍著我母親的肩膀說：我們的孩子現在就要上前線。母親一聽這話就大叫起來。叫著叫著又開始哭泣。怎麼可以醉成這個樣子呢，她嚷道。不過，她之所以哭，是因為她相信他說的話。
父親在我和他之間推著一輛自行車，格奧爾格說。我自己提著箱子。火車出站時，我看見父親傍著自行車走回城裡去。一條長線，一條短線。
我父親很迷信，我母親老給他縫製綠色的夾克。誰要是迴避綠色，森林就埋葬誰，他說。他的保護色不是來自動物界，庫爾特說，它來自戰爭。
我父親，格奧爾格說，帶著自行車去火車站，這樣，去的路上就不必緊挨著我走，回家的路上也不至於手裡空落落的，感覺踽踽獨行的滋味。
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的母親都是裁縫。她們的生活內容就是跟亞麻布、襯裡、剪刀、針線、紐扣和熨斗打交道。當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聊起他們母親的疾病時，我覺得像是熨斗的蒸氣將她們身上的什麼給化軟了。她們身體內部落下了病：埃德加的母親是膽，庫爾特的母親是胃，格奧爾格的母親是脾。
只有我的母親是農民，田間勞作將她身上的什麼給硬化了。她身體外部落下了病，在腰背。
倘若不是談起我們那些個返鄉的納粹黨衛軍父親，而是談起我們的母親，我們驚異地發現，母親們彼此雖然一輩子都沒見過面，卻寄給我們相同的信，訴說她們的疾病。
她們委託那些我們不再乘坐的火車，捎給我們關於膽痛、胃痛、脾痛、腰痛的家信。信裡裝著從母親身體裡剝離出來的病痛，如同那些從屠宰場偷出來的放在冰箱格子裡的雜碎。
病痛，母親們想，是綁住孩子們的繩索。繫著身在遠方的他們。母親希望她的孩子尋找回家的火車，穿過向日葵地和森林，露一露臉。
看見一張臉，母親們想，臉上的面頰或前額就是綁住的愛。看見這兒和那兒出現的第一波皺紋，這些皺紋告訴她們，我們的日子過得比童年糟。
可是她們忘了，這張臉她們再也不能撫摸再也不能打了。碰都不可能碰了。
母親們的病痛覺察到，對我們而言，鬆綁是一個美麗的詞。
我們完全屬於攜帶桑樹進城的那一族，而談話的時候，我們沒有完全把自己歸入這一族。我們尋找著差別，因為我們讀書。當我們找到纖毫的差別時，就像別人那樣把帶出來的袋子置於門後。
可是從書裡面可以讀到，門不是藏匿之處。我們可以虛掩，猛地拉開或砰地關上的，唯前額而已。前額後面就是我們自己和父母，母親們把她們的病痛隨信寄給我們，父親們將他們的愧疚植入最蠢的草中。
夏屋裡的書是偷運到國內來的。它們是用風會躺下睡覺的母語寫的。不是此地使用的國語。但也不是鄉村孩子的床邊話。書裡寫著母語，不過那種禁止思考的、鄉村式的沉寂，書裡並沒有。我們猜想，那裡，書的來源地，人人都在思考。我們嗅著書頁，卻逮到自己正習慣性地嗅著手。我們很驚訝，看書的時候，手不會像看國內書報那樣被油墨弄黑。
所有的人，那些帶著地域特徵在城市穿行的人，正嗅著自己的手。他們對夏屋的書一無所知。可是他們想去那個地方。書的來源地，那裡有牛仔褲和橙子，有給孩子們的柔軟的玩具，有給父親們的便攜式電視機，有給母親們的薄霧連襪褲和真正的睫毛膏。
所有的人都靠逃亡的念頭過活。他們想暢遊多瑙河，一路游到外國的水域。想尾隨玉米一路跑到外國的地界。從他們眼睛裡讀到的不外是：他們會立刻傾囊買下土地測量員的地形圖。盼望著哪天田野裡和河面上升起迷霧，躲過邊防人員的子彈和警犬，跑掉或遊離此地。從他們手上讀到的不外是：他們會立刻製作氣球，用床單和小樹製成易碎的飛鳥。盼著風兒不要停下來，好讓他們飛離此地。從他們嘴唇上讀到的不外是：他們會立刻傾囊跟一個巡道工交頭接耳。會攀上貨車，駛離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