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次日，辯護人得到了交相訊問女證人的發言機會。他尖銳激烈地提出一系列問題、這時，他那寬容的態度——掃而光。
“對於這個人所共知的小藥箱，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六月二十八日，這個藥箱是否在H莊園的大廳放了一夜？”
“是的。”霍普金斯確認說。
“您是否習慣把危險藥品亂放在別人順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當然沒有。”
“哦，當然沒有。可是偏偏只有這次發生了這樣的事？”
“一般來說是這樣。”
“這就是說，屋子裡的任何——個人只要願意就能拿到嗎四月？”
“我估計是這樣……”
“不要估計，是‘是’還是‘不是’？”
“是。”
“有人知道您的藥箱裡有嗎啡嗎？”
“我不清楚。”
“您對誰說過這個嗎？”
“沒有。”
“這麼說，埃莉諾小姐不會知道那裡有嗎啡啦？”
“她可以打開藥箱看一看。”
“這個可能性很小，是吧？”
“我……我不知道。”
“可是有人能夠更準確地知道藥箱裡有嗎啡，比方說洛德醫生。您不是按照他的吩咐用的嗎啡嗎？”
“當然是啦。”
“瑪麗也知道您那裡有嗎啡嗎？”
“不，她不知道。”
“她常到您家去吧？”
“不常去。”
“真的嗎？可是我可以斷言她常到您家去，而且她比任何人更清楚您的藥箱裡有嗎啡。”
“我不同意您的說法。”
埃德溫停了一會兒。
“早晨您對奧布賴恩護土說過丟失嗎啡的事了嗎？”
“說過。”
“我確認，根據當時的情況，您對她說了下面的話：‘我把嗎啡忘在家裡了。我得回去取。”’“我沒說過這樣的話。”
“難道您沒推測說嗎啡放在您家的壁爐臺上了嗎？”
“就是因為我找不到嗎啡了，我才推測一定是放在爐臺上了。”
“實際上連您自己也不清楚這管兒嗎啡的下落。”
“不，我知道，我放到藥箱裡了。”
“那麼，您為什麼推測說您忘在家裡了？”
“因為我當時想，有可能是這麼回事。”
“我應當對您說，您做事太不經心了。”
“完全不對！”
“您說話也是這樣。”
“根本不是這樣。我從來是不經過思考不說話。”
“您說過，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也就是瑪麗死的那一天，您讓玫瑰刺兒紮了？”
“我看不出這與案件有什麼關係。”
法官插話問道：
“這對審理案件確實重要嗎，埃德溫先生？”
“是的，閣下，這是我辯護的一個重要方面：我想證實該證人的證言是不可信的，”他重提了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您仍然肯定您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讓玫瑰刺兒紮了？”
“是呀。”霍普金斯挑釁地回答道。
“這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是在我們出更房去客廳之前。”
“這是什麼樣的玫瑰樹？”
“是爬在更房附近柵欄上的開著粉花的玫瑰。”
“您能肯定這點？”
“完全肯定。”
辯護人突然從另一方面襲擊證人：
“死去的瑪麗姑娘確實在七月六日寫了遺囑嗎？”
“是的。”
“她寫遺囑不是因為她心情沮喪，也不是因為她對自己的未來失去信心，您相信這點嗎？”
“無稽之談：““這就是瑪麗寫的，由服裝商店售貨員埃米莉·比格斯和羅傑·韋德作證的那份遺囑嗎？也就是決定把所有財產遺留給伊萊扎·賴利的妹妹瑪麗·賴利的那份遺囑嗎？”
“完全正確。”
陪審員仍傳閱了遺囑。
2
奧布賴恩出庭作證。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霍普金斯護土向您說什麼了？”
“她說有一管兒鹽酸嗎啡從藥箱裡丟失了。”
“據您所知：藥箱在夜裡是放在大廳裡嗎？”
“是。”
“羅迪先生和被告在韋爾曼太太臨終時，也就是六月二十八日的夜裡，都在H莊園嗎？”
“是這樣。”
“請講一講、在韋爾曼太大死後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九日，發生了什麼事？”
“我看見羅迪先生和瑪麗在一起。他向她傾訴了愛情並吻了她。”
“那時他與被告訂婚了吧？”
“是的。”
“後來又發生什麼事了？”
“瑪麗提醒羅迪說，他與埃莉諾小姐已經訂了婚，這使羅迪很狼狽。”
“您認為被告對瑪麗態度如何？”
“她恨死瑪麗啦。”證人肯定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