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有三天，上邊傳來消息，說李上進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消息傳來，並沒有在連裡引起什麼轟動。因為三天時間，李上進已經被連裡批臭了。任務佈置下來，個個發言，人人過關，像當時批林彪一樣認真。林彪能被批臭，李上進也被批臭了。
在批李上進的過程中，大家又起了私心。為了不影響自己的最後分配，大家批得都挺認真。李上進出自我們班，我們班成了重災區，指導員、連長都來參加我們的批判會。大家一開始還擠牙膏，後來索性牆倒眾人推，把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缺點往一塊一集合，一下堆了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好像誰批得越多，誰就越不認識李上進似的。王滴原來也挺同情李上進，說他是“悲劇”，現在為了不影響自己分到軍部，第一個發言，而且挺有深度：說李上進叛逃有思想基礎，幾年之前就帶刺刀回家，受過處分。說得連長指導員直點頭。發言一開始，下邊就有人接了茬。中間休息時，連“元首”也動搖了，找到我，漲紅著臉說：
“班副，我也要批判了。”
我看他一眼：“你批吧，我不讓你批了？”
他臉越發紅：“大家都批了，就我不批，多不好，總得做做樣子。”
接著開會，“元首”便批了。說是做做樣子，誰知批得也挺深刻，說李上進思想腐化，平時手裡老是捏著個女人照片；把他關起來，還看了一夜。連長指導員都支起耳朵。我聽不下去，便插話：
“那是他對象的照片。”
指導員說：“要是他對象的照片，還是可以看看的。”
我說：“現在保準不看了，一坐監，對象還不吹了？”
大家“哄”地笑了。笑後，都又覺得心裡不好受，一時批判停下了。
中午吃飯，“元首”又找我：
“班副，我不該批判吧？”
我十分氣惱：“‘元首’，你怎麼這麼說話？我說你不該批了？你這麼說話，不是把我往火坑裡推嗎？”
“班副！”“元首”又雙手掩著臉哭了。
批過李上進，大家都洗清了自己，分配也沒受大影響。該去軍部的去軍部，該去菜地的去菜地。終於，大家吃過一頓紅燒肉之後，開始陸續離開新兵連，到各自分配的連隊去。
第一個離開新兵連的是王滴。他可真威風，軍部來接他了。來的是一輛小吉普。班裡有幾個人坐過小吉普？大家都去看他上車。他一一與大家握手，倒沒露出得意之色。只是說：“有時間到軍部來玩。”
排長本來在宿舍寫信，揉巴揉巴撕了兩張，也跑出來送王滴。王滴對他倒有些帶搭不理，最後一個才與他握手，說：“排長，在這三個月，沒少給你添麻煩。自己不爭氣，把個‘骨幹’也給鬧掉了。以後排長到大點去，有時間也來軍部玩吧！”
把排長鬧了個大紅臉。
吉普車發動了，王滴又來到我面前，說：
“班副，我走了。”
我說：“再見王滴。”
這時王滴把我拉到一邊，突然兩眼紅了：
“班副，你知道讓我幹什麼去？”
我說：“不是當公務員嗎？”
“說是讓我到軍部當公務員，今天司機才告訴我，原來軍長他爹癱瘓了，讓我去給他端屎端尿！”王滴說著湧出兩包淚。
我也吃了一驚，說：“哎呀，這可想不到。”
他嘆息一聲：“我以前說話不注意，你可得原諒我。”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王滴！”
他說：“俺奶在家裡病床上躺了三年，我還沒盡一點孝心！”
我說：“不管怎麼說，到那得好好幹。”
他點點頭，嘆息一聲：“這話就對你說了，可千萬別告訴別人，不然又讓人笑話了。”
我使勁點點頭。
車把王滴載走了。車屁股甩下一溜煙。
第二個來接人的，是生產地的指導員，來接“元首”。指導員是個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說話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來十分沮喪。沒想到菜地指導員一來，給他帶來了喜訊：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還算好的——在新兵連當過“骨幹”，於是瘸子裡拔將軍，還沒去菜地，就給他安排了一個班副。這真是因禍得福，“元首”情緒一下高漲起來，給他的指導員讓煙，圍著問這問那。指導員叼著煙說：
“到菜地沒別的好處，就是入黨快些。”
“元首”更加高興，手舞足蹈的。大家圍著“元首”和他的指導員，也都挺羨慕，似乎去菜地比去軍部還好。
“元首”咳嗽兩聲，看大家一眼，對他的指導員說：“指導員，從今以後，你說哪兒打哪兒，讓我領著班裡的同志餵豬也行！”
指導員“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說，到家再說。”
當天下午，班副“元首”，坐著生產地的拉羊糞卡車，興高采烈地種菜去了。
其他戰士也都一個一個被領走了。
戰士們走完，我才揹著揹包離開了新兵連。全班比較，還數我分的比較好：到教導隊去學習。因教導隊離新兵連比較遠，得到一個軍用小火車站去搭火車。排長也要離開新兵連回老連隊，也要搭火車，於是我們兩個同行。離開了新兵連，排長放下了他的架子，與我說這說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長問：“你怎麼了？”
我說：“排長，我心裡有些難受。”
“怎麼了？為李上進？”
我搖搖頭。
“為王滴？”
我搖搖頭。
“為‘元首’？”
我搖搖頭。
“為其他同志？”
我搖搖頭。
“那為什麼？”
我說：“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裡出事了？”
我搖搖頭。
他瞪著眼睛問：“那為什麼？”
“信上說，‘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遠，吃驚地望著我，“這怎麼可能？”
我把爹來的那封信，交給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說，“老肥”被部隊退回去以後，沒有跟我爹去學泥瓦匠，就在家裡種地。一次三天不見他露面，家裡著了急，託人四處找，最後在東北地的井裡發現了他，屍體已經泡得像發麵窩窩。村裡人都說，可能是打水的時候，他的羊羔瘋又犯了。
排長抖著信說：“他羊羔瘋又犯了，有什麼辦法？”
這時我禁不住哭了：“排長，我瞭解他，他決不是羊羔瘋犯了。”
“那是什麼？”
“他一定是自殺！”
“啊——”排長瞪大了眼珠。
我們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沒有說話。
快走近小火車站時，排長又問：
“多長時間了？”
我說：“信上不是說了，快半個月了。”
“你告沒告訴班裡其他同志？”
我搖搖頭。
這時天已經黑了。戈壁灘的天，是那樣青，那樣藍。迎頭的東方，推出一輪冰盤樣的大月亮。
火車已經“嗷嗷”地進站了。
“我們走吧。”排長說。
我們揹著揹包，向車站走去。
1987.9.北京十里堡
（原載《青年文學》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