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腦子有時像一團飄浮不定的雲，有時又像一塊冥頑不化的岩石。你卻要去追趕你的飄浮，錛鑿你的冥頑。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這實在應該感謝你冥頑不化、顛撲不滅的飄浮，還有相應的機遇和必要的狡黠。
於是，你突然會講一口流利的外語了，你突然會游泳了，你突然會應酬了，你突然會烤麵包了。
我父親從幹校回來，總說他是靠了一個偶然的機遇：廬山又開了一個什麼會，陳伯達也倒了，影響到當時中國的一個方面，幹校亂了，探親的、託病的、照顧兒女的……他們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幹校便把他們忘了。父親的脫離幹校是託病，那時他真有病，在幹校得了一種叫做陣發性心房纖顫的病，犯起來心臟亂跳，心電圖上顯示著心律的絕對不規律。父親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從外地親戚家回到了他身邊，那時我十三歲，妹妹六歲。母親像是作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幹校。
那時的父親是個安分的人，又是個不安分的人。在大風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這使得軍宣隊、工宣隊找他談話時總是說“像你這樣有修養的人”、“像你這種有身份的人”當如何如何，話裡有褒也有貶。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沒有受到大的磕碰。關於他的大字報倒是有過，他說那是因為有人看上了他那個位置，其實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級劇院的舞美設計兼代理隊長。於是便有人在大字報上說他不姓鐵，姓“修”，根據是他有一輛蘇聯自行車，一臺蘇聯收音機，一隻蘇聯鬧鐘，一塊蘇聯手錶。為了證明這存在的真實性，大字報連這四種東西的牌子都作了公佈，它們依次是：“吉勒”、“東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後父親對我說，“不知為什麼那麼巧，還真都是蘇聯的。”
這大字報震動不大，對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轟炸。又有大字報說：幹校有個不到四十歲的國民黨員，挖出來準能把人嚇一跳，因為“此人平時裝得極有身份”。大字報沒有指名道姓，父親也沒在意。下邊卻有人提醒他了：“老鐵，你得注意點，那大字報有所指。”父親這才感到一陣緊張。但他並不害怕，因為他雖有四件“蘇修”貨卻和國民黨不沾邊。當又有人在會上借那大字報旁敲側擊時，他火了，說：“我見過日本鬼子見過偽軍，就是沒見過國民黨。”他確實沒見過國民黨，他生在農村，日本投降後老家便是解放區了。鬼子偽軍他見過，可那時他是兒童團長。
大字報風波過去了，父親便又安分起來。後來他請病假長期不歸也無人問津，或許也和他給人的安分印象有關。
父親把我們接回家，帶著心房纖顫的毛病，卻變得不安分起來：他刷房、裝檯燈、做櫃子、刨案板、翻舊書舊畫報，還研製麵包。
麵包那時對於人是多麼的高不可攀。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對它的不可企及，因此這研製就帶出了幾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資產階級一步步靠近。許多年後我像個記者一樣問父親：“當時您的研製契機是什麼？”
“這很難說。一種嚮往吧。”他說。
“那麼，您有沒有理論或實踐根據？比如說您烙餅，您一定見過別人烙餅。”
“沒有。”
“那麼您是純屬空想？”
“純屬空想。”
“您為什麼單選擇了麵包？”
“它能使你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
父親比著蜂窩煤爐盤的大小做了一個有門、門內有抽屜的鐵盒子，然後把這盒子扣在爐上燒一陣，挖塊蒸饅頭的自然發酵麵糰放進抽屜裡烤，我們都以為這便是麵包了。父親、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爐前等著麵包的出爐，臉被烤得通紅。父親不時用身子擋住我們的視線拉開抽屜看看，想給我們個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見這正被烘烤著的麵糰，只能注視父親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曖昧的，只煞有介事地不住看錶———他的“基洛夫”。半天，這麵包不得不出爐了，我和妹妹一陣興奮。然而父親卻顯不出興奮，顯然他早已窺見了那個被烤得又糊又硬的黑麵團。掰開聞聞，一股醋酸味兒撲鼻而來。他訕訕地笑著，告訴我們那是因為爐子的溫度不夠，麵糰在裡邊烘烤得太久的緣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著那鐵盒子說：“這爐子。”父親不讓她敲，說，他還得改進。過後他在那盒子裡糊了很厚一層黃泥說：“沒看見嗎？街上烤白薯的爐裡都有泥，為了增加溫度。”再烤時，泥被烤下來，掉在鐵抽屜裡。
後來他扔掉那盒子便畫起圖來。他畫了一個新烤爐，立面、剖面都有，標上嚴格的尺寸，標上鐵板所需的厚度。他會畫圖，佈景設計師都要把自己的設計構想畫成氣氛圖和製作圖。他畫成後便騎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爐匠，一個小爐匠接了這份活兒，為他打製了一個新爐子。新烤爐被扣在火爐上，父親又撕塊麵糰放進去。我和妹妹再觀察他的表情時，他似有把握地說：“嗯，差不多。”
麵包出爐了，顏色真有點像，這足夠我們歡騰一陣了。父親噓著氣把這個尚在燙手的熱團掰開，顯然他又遇到了麻煩——他掰得很困難。但他還是各分一塊給我們，自己也留一塊放在嘴裡嚼嚼說：“怎麼？烤饅頭味兒。”我和妹妹都嘎嘎嚼著那層又厚又脆的硬皮，只覺得很香，但不像麵包。
我們也不說話。後來父親消沉了好一陣，整天翻他的舊書舊畫報，爐子被擱置門後，上面扔著白菜土豆。
一次，他翻出一本《蘇聯婦女》對我說：“看，麵包。”我看到一面掛著花窗簾的窗戶，窗前是一張闊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鮮花，有擺得好看的菜餚，還有一盤排列整齊的麵包。和父親烤出的麵包相比，我感到它們格外的蓬鬆、柔軟。
也許是由於畫報上面包的誘發，第二天父親從商店裡買回幾隻又幹又黑的圓麵包。那時我們這個城市有家被稱作“一食品”的食品廠，生產這種被稱作麵包的麵包。不過它到底有別於饅頭的味道。我們分吃著，議論、分析著麵包為什麼稱其為麵包，我們都發言。
那次的議論使父親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這表叔在一個鄉間教堂裡，曾給一位瑞典牧師做過廚師。後來這牧師回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農民。父親專程找到了他，但據表叔說，這位北歐傳道者對面包很不注重，平時只吃些土豆蘸鹽。表叔回憶了他對面包的製作，聽來也屬於烤饅頭之類。這遠不是父親的追求。從表叔那裡他只帶回半本西餐食譜，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鉸了鞋樣。麵包部分還在，但製作方法卻寫得漫無邊際，比如書中指出：發麵時需要“乾酵母粉一杯”。且不說這杯到底意味著多大的容積，單說那乾酵母粉，當時對於一箇中國家庭來說大概就如同原子對撞，如同搖滾音樂，如同皮爾·卡丹吧？再說那書翻譯之原始，還把“三明治”翻作“薩貴赤”。
一天，父親終於又從外面帶回了新的興奮。他進門就高喊著說：“知道了，知道了，麵包發酵得用酒花，和蒸饅頭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聽著酒花這個奇怪的名字問他那是一種什麼東西，他說他也沒有見過。想了想他又說：“大概像中藥吧。”我問他是從哪裡聽說的。他說，他在汽車站等汽車，聽見兩個中年婦女在聊天，一個問一個說，多年不見了，現時在哪兒上班；另一個回答在“一食品”麵包車間。後來父親便和這個“一食品”的女工聊起來。
那天，酒花使父親一夜沒睡好。第二天他便遠征那個“一食品”找到了那東西。當然，平白無故從一個廠家挖掘原料是要費一番周折的。為此他狡黠地隱瞞了自己這詭秘而寒酸的事業，只說找這酒花是為了配藥，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邊雲山霧海地幫些倒忙，說這是從新疆“進口”的，以示它購進之不易。但父親總算圓滿了起初就把這東西作為藥材的想象。
“很貴呢”他舉著一箇中藥包大小的紙包給我看，“就這一點，六塊錢。”
那天他還妄圖參觀“一食品”的麵包車間，但被謝絕了，那時包括麵包在內的糕點製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訴了他這東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斷一年多的麵包事業又繼續起來。
他用酒花煮水燙麵、發酵、接面、再發酵、再接面、再發酵……完成一個程序要兩天兩夜的時間。為了按要求嚴格掌握時間，他把他的“和平”鬧鐘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鈴，他也要起床接面。為了那嚴格的溫度，他把個面盆一會兒用被子蓋嚴，一會兒又移在爐火旁邊，拿支溫度表放在盆內不時查看。
一天晚上他終於從那個新烤爐裡拽出一隻灼手的鐵盤，鐵盤裡排列著六隻小圓麵包。他墊著屜布將灼手的鐵盤舉到我們面前說：“看，快看，誰知道這叫什麼？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著他那連烤帶激動的臉色，想起大人經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話：燒包。
父親是燒包了，假如一個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話，我是未嘗不可這樣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鐵盤裡發生了什麼事，放下正在寫著的作業就奔了過去。妹妹為等這難以出爐的麵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現在也立刻精神起來。父親發給我們每人一隻說：“嘗呀，快嘗呀，怎麼不嘗？”他執意要把這個鑑定的權利讓給我們。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徹底脫離了饅頭的屬性；第二，顏色和光澤均屬正常。不足之處還是它的鬆軟度。
不用說，最為心中有數的還是父親。
之後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乾脆把這位麵包的狂熱者介紹給那廠裡的一位劉姓技師。他從劉技師那裡瞭解到一些關鍵所在，比如發酵後入爐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時除了一絲不苟的溫度，還有更嚴格的溫度。
後來，當父親確信他的麵包足已超過了“一食品”（這城市根本沒有“二食品”）所生產的麵包時，他用張乾淨白紙將一個麵包包好，親自送到那麵包師家去鑑定。父親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那個晚上劉技師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裡吃晚飯，他們面前是一個大鐵鍋，鍋裡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麵粥，旁邊還有一碗老鹹菜，僅此而已。一個麵包師的晚餐給他終生留下了印象。
麵包師品嚐了父親的麵包，並笑著告訴他說：“對勁兒。自古鑽研這個的可不多。我學徒那功夫，也不是學做麵包，是學做蛋糕。十斤雞蛋要打滿一小甕，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時間。什麼事也得有個時間，時間不到著急也沒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裡品嚐著，還把其餘部分分給他的孩子，又誇了父親“對勁兒”。
父親成功了，卻更不安分起來，彷彿麵包一次次的發酵過程，使他的腦子也發起酵來，他決心把他的麵包提到一個更高階段。
那時候尼邁裡、魯巴伊、西哈努克經常來華訪問，每次訪問不久便有一部大型紀錄影片公演，從機場的迎接到會見、參觀，到迎賓宴會。父親對這種電影每次必看，並號召我們也看。看時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賓國宴，最使他興奮的當然莫過於主賓席上每人眼前那兩隻小麵包了。他生怕我們忽略了這個細節，也提醒我們說：“看，快看！”後來他乾脆就把國宴上那種麵包叫作“尼邁裡”了。那是並在一起的兩隻橄欖型小麵包，顏色呈淺黃，卻發著高貴的烏光。父親說，他能猜出麵包的原料配製和工藝過程，他下一個目標，便是這“尼邁裡”。
為烘製“尼邁裡”，他又改進了發酵工藝及烤爐的導熱性能。他在爐頂加了一個拱型鐵板，說，過去他的爐子屬於直熱式，現在屬熱迴流式。
他烤出了“尼邁裡”說：“你面對一隻麵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觀，就應該猜到它的味道、纖維組織和一整套生產工藝。”自此我也養成了一個習慣，便是對面包的分析。多年之後當我真的坐在從前尼邁裡坐過的那個地方，坐在紐約曼哈頓的飯店裡，坐在北歐和香港那些吃得更精細的餐館裡，不論面前是哪類麵包，我總是和父親的“尼邁裡”作著比較，那幾乎成為我終生分析麵包的一個標準起點。也許這標準的真正起點，是源於父親當年為我們創造的意外的氛圍。我想，無論如何父親那時已是一位合格的麵包師了。
這些年父親買到了好幾本關於麵包烘製法的書籍，北京新僑飯店的發酵工藝、上海益民廠的發酵工藝、北京飯店的、瑞典的、蘇格蘭的……還買了電烤箱。我們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進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亞式麵包生產線，麵包的生產已不再是當年連車間都不許他進的那個秘密時代了。然而父親不再烘製了，他正在安分著他的繪畫事業。只在作畫之餘，有時任意翻翻這書們說：“可見那時我的研究是符合這工藝的。”後來我偶然地知道，發酵作為大學裡的一個專業，學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樣的專業同樣長短。
一隻生著鏽的老烤爐擺在他的畫架旁邊，作為畫箱的依託。也許父親忘記了它的存在，但它卻像是從前的一個活見證，為我們固守著那不可再現的麵包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