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於昨天。前天我還好好的，如在那天前的許多年、整個一輩子那樣。而從昨天開始，我死了。鬼才知道如今我該怎麼活好。況且，我還能活嗎？
在昨天以前，一切的一切，多少還算得上合情合理，儘管不能說稱心如意。我曾是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在一個溫暖的、組織嚴密的志同道合者集體中工作，掙的錢如果不能說多的話，至少也還算得上體面。我娶的女人曾經被我狂熱地愛過，之後又被我溫柔地愛過，到後來，我終於明白，自己已被牢牢地拴在她身上了，以致愛也好不愛也罷，欲也好無慾也罷，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和她已經共同生活了十二年，我真誠相信，我還會跟她一塊兒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終點。我有過諍友和膩友，還有過許多泛泛之交，也有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熟人。總之，一個有著正常需求的正常男人所需具備的一切，其中包括雖非最貴但卻好用的汽車和舒適的兩人用的足夠寬敞的住房，我都具有。
當然，我的工作並非一切順利而簡單，尤其是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居然會有人不喜歡我們做節目的方式。他們竭力向我們施加壓力。這壓力越來越大，結果在一週前，悲劇發生了：我們這個節目的編導維佳-安德烈耶夫和記者奧克桑娜-邦達連科死了。他們同坐的那輛車爆炸了。
當然，我們這個節目的全體同事，受到長久審訊，被折磨得要死，上百次地反覆詢問同一類問題。對警察，我們大家說的全都是一套話，因為比那更多的我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可在那時，我還曾活著。即便難受、受苦，但畢竟還活著。
可從昨天起，我的生命中斷了。因為發生了一件事，它讓我懂得：留給我活著的時光已經不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般說我根本就無法哪怕是大致弄清，留給我的時間究竟有多少。我還能苟延也不知是兩小時、兩天還是一個月。一切的一切，都隨時可能終結。而我的妻子與此有著最直接的關係。
從奧克桑娜死時起，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在這一個禮拜裡，她臨死前準備的節目，全都播放完了。我們這兒暫時還沒有別的記者來取代她，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得采用直播方式了。活著的電波中的一個活死人……可笑吧？但願沒有人會發現這一點。
娜斯佳每次走進局長辦公室時，都會有一種十分喜悅的感覺。對這種感覺，她無論如何也無法習慣。“這可真是的，”她心裡竊笑著想，“當你擁有時毫不珍惜，一旦失去才哭泣不已。幾乎有十年之久，我來這裡，每次都能見到科洛布克，便以為一切就該是這樣，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可後來科洛布克走了，來了位新局長，而我的生活也變成了一連串的考驗。如今科洛布克又回來了，又在這裡和我們、和我一起工作了，而我直到此刻才明白，假如你有一位好局長，那該多麼幸運啊。”
她本不願接手電視工作者謀殺案。她知道得很清楚，電視如果不是危險易爆的信息，就是大錢，再不就是兩者的相加。況且，即便問題涉及到信息，那一般說，這信息反正也是與金錢有關的。有人拿了某人的錢，他把錢給偷走了，或轉到瑞士銀行自己的賬戶上了，或乾脆以體面而又尋常的受賄方式拿走了。一說到“錢”這個詞，娜斯佳就感到臉紅。
“素面朝天”既不是信息節目，也不是專以揭露醜聞為目的的節目，它的記者奧克桑娜從不追趕“熱點”，也不“即時”採訪那些剛剛散會的國家杜馬議員。這些議員們往往還在為辯論而激動不已、憤憤不平，所以對自己所說的話控制不嚴，因此，嗣後從這類話裡，往往不難膨脹出一個招人喜愛的小玩鬧來，從而打破有關政治家的幻想，促使他與周圍的人發生爭吵。總的說來，這個節目是非常平靜安詳而又充滿善意的：在節目編導和記者被暗殺後，娜斯佳特意看了幾集這個節目，以便能對它形成一個總體印象。此節目的特邀嘉賓看上去也都既嚴肅又體面，主持人看來也並不想用一些刁鑽古怪的難題從四面八方把他們給“包圍”起來，甚至與此相反，他似乎總是竭力為嘉賓們能從最好的方面來展示自我、表達其觀點的非規範性和深度、道出出乎意料而又有趣的觀點創造機會和可能。這裡的問題不一定出在某種威脅性信息上。這麼說，是與金錢有關嘍。可娜斯佳對於與金錢有關的犯罪討厭到了病態的地步。早在大學時代，經濟學就是她極不喜歡的一門功課。她更感興趣的是復仇、嫉妒和妒恨——總之，是人的情慾，而非經濟上的貪慾。可遺憾的是，在刑事偵查這一行當裡，當劃分任務時，個人的趣味和嗜好從未被當做一種充足理由。
唉，沒辦法呀，還是得搞電視案。米沙-多岑科在娜斯佳的請求下，從家裡拎來一大摞《電視園地》雜誌，她母親一份不拉地買了一大堆。這種雜誌整整有一個欄目是討論電視節目收視率的，娜斯佳指望能從這裡面找到哪怕一個足以成為推理之出發點的線索。而線索居然真的給她找到了。原來，“素面朝天”這一節目，居然從未進入“收視率最多”的數十個節目榜裡。
“有意思，那他們的錢究竟是從哪兒來的呢？”娜斯佳若有所思地問多岑科道，“如果說這並不是一個最普及的節目，那也就是說，它在播出時的廣告費用不會很高。況且，要求插播廣告的需求量也不會很大，根據意圖，它至少應當存在三到四個月，而後就關閉，可它們已經存在了兩年多了。”
“說不定它們是靠預算支持的呢。”多岑科道。
“怎麼會呢？如果這是，比方說，政府觀點的傳聲筒，或公然支持總統的話，我倒還能理解。而這……這節目不賴、很好、很專業，不刺激觀眾，可就是——該怎麼說好呢——也許，該說沒勁兒吧。它缺乏一種特殊風味，為了這種風味一個人會一下班就往家跑，為的是一定能來得及觀看它。況且，這節目播放的時間也不太好，15點40到18點。上班族還沒回到家呢。”
“或許，這場兇殺案完全出於個人動機？”
“要那樣就好了，”娜斯佳嘆口氣道，“我就喜歡個人動機。至少，我能理解和分析這類動機。至於為了金錢，那可就無聊透頂，叫人頭疼了。米沙，咱倆分下工好嗎？”
“以老實人方式還是以哥們兒方式分？”黑眼睛的大尉笑著說，“如果以老實人方式，那您接金錢案，我接情殺案。因為您比我大，也比我更有經驗。我太小，還沒長到能調查金錢案的地步。”
“不不，我的小朋友，”娜斯佳撲哧一笑說，“讓我們以紳士方式分好了。女士應與情感打交道，而男士當然是和錢啦。這是您我有幸生於其間的社會主義的法則。您敢說我年齡偏大，我比您可大不了幾歲。您也別指望您，米尤卡，頑固地不願與我以‘你’相稱這一點會把任何人搞迷糊了。”
的確如此，而且，任何人，其中包括米哈伊爾本人，也無法解釋這一事實，在嚴重暴力犯罪科的所有同事中，娜斯佳是多岑科對之以“您”和本名父稱相稱的惟一一位除了局領導以外的同事，他的這種做法迫使娜斯佳本人也不得不對局領導表示應有的禮貌。而此二人在年齡上的差異並不很大，大約相差六歲吧，娜斯佳警銜也只比多岑科高一級罷了，喏，你就瞧著吧……
工作日將近結束時，娜斯佳桌上的內部電話發出了蜂鳴音。
“寂寞了吧？”話筒裡響起了伊戈爾-列斯尼科夫打趣的聲音。他是娜斯佳的同事，今天在行動小組值班。
“你不在總這樣唄，”娜斯佳反應很快，“正等你用什麼讓我開心呢。”
“那好，既然這樣，我問你一個問題：在一個心理分析醫師那裡，究竟什麼東西會被盜？”
“在哪兒？”她驚奇地問道。
“心理分析醫師。”伊戈爾-列斯尼科夫耐心地重複道。
“什麼樣的心理分析醫師呢？”
“這有什麼區別嗎……任何一位。比方在一個抽象的心理分析醫師那裡。”
“私人開業的嗎？”
“差不多是吧。”
“那八成是錢。這類醫師的諮詢費高得很。可你怎麼想起這個的？”
“是出警中看到的，我們剛回來。你想的範圍太窄，娜斯佳。珍寶一件沒丟。”
“那主人是怎麼說的？”
“他什麼也不說。東西一件沒丟。”
“這麼說，他在撒謊？”
“他當然是在撒謊。他很清楚人家偷走的是什麼，只是不說而已。這不，我希望你能告訴我，罪犯很感興趣，而主人又不願對他的來自警察局的好叔叔們承認的東西，究竟會是什麼呢？”
“讓我想想，”娜斯佳答應道，“而在這段時間裡，管區裡還發生過什麼別的事沒有？”
“我會都告訴你的，”伊戈爾-列斯尼科夫咕噥道，“給我一杯咖啡？”
“這你就錯了，伊戈列克，當代男士通常要就要一杯酒的。”
“值班時只能喝咖啡。給不給喝？要不，咱另找個地方？”
“你來吧，我這就燒水。”
所有同事，只要他不犯懶，都喜歡找娜斯佳喝杯咖啡、抽支菸。第一，娜斯佳幾乎總是呆在辦公室，這對一個偵查員來說一般並不正常。第二，她那裡總是備有上等咖啡，因為儘管娜斯佳在警察局所掙的工資微薄得可笑，可她總是隻買上等好咖啡，為此而不惜在其他許多方面，比方說吃飯，有時甚至在連褲襪方面節省開支。第三，在她那裡，任何時候都可以抽支菸，跟她一起抱怨生活上的種種不便，發洩一番對局長瞎指揮的不滿，心情愉快地侃一會兒。不十分喜歡交際而喜歡獨處的娜斯佳，有時對同事的這種做法很惱火，可她明白，假如她徹底改變這種處境，其結果只能是一個：那就是會出現好多與她為敵的和潛在的“好心腸的”人。你總不能把人家給推開，更不能把人家都給得罪了吧，即使你很想這麼做也不能。
伊戈爾幾乎是一轉眼工夫就到了——至少按娜斯佳的概念說是這樣。如果是她，從值班室到辦公室這段路，至少要花三倍的時間。娜斯佳每次見到列斯尼科夫就會止不住在心裡感到驚訝，一般說最“狡猾”的獵色之徒往往都是那些外表出眾的男士，而像伊戈爾-列斯尼科夫這樣的美男子難能可貴地成為用情專一的模範丈夫——你根本不可能誘惑他使他偏離夫妻恩愛的正道。許多在彼得羅夫卡工作的年輕姑娘，都對伊戈爾-列斯尼科夫暗自傾慕，可是，她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以從他那裡得到些許青睞而炫耀。列斯尼科夫對人並不十分熱情，平常總是少言寡語，臉上總是很嚴肅，有時甚至陰沉沉的，跟誰都不套近乎，不套交情。有關他的私生活，同事們所知道的，就只是他是二婚，非常疼愛自己的女兒。但他具有很強的自制力，而且，如果他想使交談繼續下去的話，他會變得非常可愛迷人，以至談話對手會覺得無論如何無法對他撒謊。他居然會從“值班室”打電話過來，據此可以判斷，那位心理分析醫師家裡發生的盜竊案，某些地方使他很感興趣，如若不然，他是不會向娜斯佳提任何問題的。醫師的診所可不是什麼特列季亞科畫廊或珠寶庫，而行竊案也自有管片民警，或至少如果判明丟失的是貴重金屬、寶石或古董的話——也會有行竊科的同事管，無論如何也不會找到“兇殺”組的頭上。而列斯尼科夫，根據娜斯佳的印象，也不是一個好奇心重、求知慾十分旺盛的人，他極少對別人的秘密感興趣，因此，推斷他只是出於一個值班員的好奇心是沒有根據的。這麼說，這件竊案有些蹊蹺了……
“別兜圈子了，伊戈列克，”娜斯佳給他倒滿一杯濃咖啡，說，“你怎麼對這樁竊案這麼上心？”
“竊案本身倒沒什麼，很正常，”他含糊地說，“只是那主人我不喜歡。他不知為什麼十分驚恐。而且，矢口否認有任何東西失竊。”
“或許是你有點誇大了？看見自己的屋子被人翻過，任何人都會害怕的。即使什麼東西都沒丟，總歸不好受，總歸會驚慌的。萬一那竊賊明天又來了呢？況且，一般說，對別人財產失竊的事感興趣，這不是你固有的性格。還有什麼，為什麼不都吐出來呢？”
“不，沒有了，”伊戈爾-列斯尼科夫懶洋洋地聳了聳肩，“今天不知怎麼有點累。往常這時我還精神飽滿，情緒愉快，像個嬰兒，可今天卻覺得，好像我已經值班值了兩晝夜多了。您那件電視狂的案子怎麼樣了？有進展嗎？”
“很難啊。收集了一些材料，受害人在臨終前的十天當中，什麼時候，在哪兒跟誰在一塊兒，喏，這不，翻跟頭打滾兒地，正想擬出一份準確的所有事件發生順序表來。順便問一句，你以前看過這個節目嗎？”
“什麼節目？”
“素面朝天。”
“不，沒看過。”
娜斯佳瞥了一眼手錶。
“想看嗎？巧得很，這節目三分鐘後開始。為了能瞭解這個節目，我特意跟科洛布克要了一臺小電視。不然，節目播放時，我還在班上。”
“好吧，”列斯尼科夫點頭道，“趁現在沒人叫我。”
可是，跟往常一樣，他的話又招了邪了。娜斯佳剛把一臺老舊的“希利亞利斯”牌黑白電視機從立櫃裡端出來，插上電源，中校庫金就從值班室打來電話。“娜斯佳，給我把列斯尼科夫快攆走，我知道他到你那兒去了。讓他給我快點兒跑，發現一具死屍。”
伊戈爾一口氣把剩下的咖啡喝盡，氣喘吁吁上樓去保衛納稅人的安寧去了。娜斯佳只得一個人測覽新的一期“素面朝天”。
可從第一分鐘起她就開始警覺起來。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主持人好像換了個人兒似的，就連特邀嘉賓的樣子，也不敢恭維。這是怎麼回事？難道說朋友和同事的死居然令亞歷山大-烏蘭諾夫如此失常，以致面對鏡頭也把握不住自己了？噢，不，不像，悲劇發生後已經又播放了五期，每次娜斯佳從熒屏上看到的都是一個平靜安詳、充滿善意、聰明睿智、全然不帶任何刻薄和做作的、機智的主持人呀。
這次的特邀嘉賓是一位名氣不大的電影製片人。至於他製作的那些影片的標題，娜斯佳連聽都沒聽說過。製片人在咕噥著什麼莫名其妙的話，不時在脫口說出一兩句明顯的蠢話時打個結巴，而烏蘭諾夫卻根本就不幫他的忙，而是表情有些漠然地看著這位電影工作者如何笨拙地想要使自己顯得聰明而又獨特。當然儘管我們得承認，他也並未妨礙這位製片人。看起來，主持人作為一個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坐在那兒，好像是一臺沒心肝的機器人，機械地提出頭腦裡隨便想到的頭一個問題，然後便開始表情漠然地等待談話對手馬馬虎虎地回答問題。
在主持人和嘉賓面前的茶几上，放著幾隻巨杯，上面寫著廣告詞“別拉因”。製片人端起杯子，顫顫巍巍地啜了一口，不小心嗆了一下，於是，便開始長久而艱難地咳嗽起來。鏡頭知趣地挪到了一邊，於是，整個熒屏立刻被烏蘭諾夫的臉給佔滿了。這張臉正以冰冷的好奇心關注著咳嗽不已的對談者。娜斯佳恍然大悟：這是在直播。如果是錄像帶的話，那麼，一些冗長而又與信息完全無關的場面早就會被剪掉的。那麼，在此之前也是這樣？
一切都清楚不過。以前的節目都已上了錄像帶。如今，在編導和記者死去後，工作方式不得不改變了。以前剪輯過的片子都已放過了，上禮拜新拍的錄像帶根本來不及剪輯。在那輛被炸燬的車裡，人和錄音帶錄像帶一起都燒光了……以後節目備用的全部素材，統統被毀掉了。如今烏蘭諾夫不得不在一段時期裡從事直播，直到新材料準備好為止。
然而，即使考慮到是為了應急，他的表現也還是很反常。的確，他肯定很難過，或許還很痛苦，可這首先理應對他的反應和運動機能產生影響，而無論如何也不會影響到他的技巧和這個節目的整個精神呀。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技巧這玩藝兒不會因酗酒而揮霍。而且，顯然，任何人都未改變這個節目的理念。那他為什麼根本不幫自己的嘉賓，好讓他們的樣子多少能比較體面一些呢？
節目播放完了，熒光屏上閃爍著一組彩色廣告的畫面，娜斯佳在自己那堆文件裡摸索了一會兒，找到了演播室的電話號碼，沉吟了幾分鐘後，毅然撥了號碼。
“我是卡敏斯卡椏，”當她聽到話筒裡傳來烏蘭諾夫的聲音時，便自我介紹道，“看來咱們還是得談一談。您什麼時候方便呢？”
“非今天不可嗎？”
“是的。當然，明天也行，如果您很忙的話。”
“好吧，就今天吧。您該不會非要我到您的彼得羅夫卡去吧？”
“不必。我們可以在中間地帶，比方說，從市中心到奧斯坦基諾中間的某個地方。”
“那審訊筆錄怎麼辦？”烏蘭諾夫嘿嘿一笑，而娜斯佳卻從這笑聲裡捕捉到了某種不祥的意味，“該不會蹲在地上寫吧？”
“我們不做筆錄，通常只有偵查才做筆錄。我和您就只是隨便聊聊，看能不能找到我感興趣的問題的答案。”
“可形形色色的問題我已經回答了不止一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說了。我跟您說不出任何新鮮的了。都一個禮拜過去了，您不去尋找罪犯，反倒問題提個沒完，這是什麼，一種新的工作作風？”
“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您這不過是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耍嘴皮上，”娜斯佳輕聲細語道，“說到工作作風問題，等見了面我再跟您說吧。那麼，什麼時候，在哪兒？”
烏蘭諾夫說定了時間和地點。從他的聲音裡，娜斯佳聽出他並不情願，但公正地說，也沒有什麼不滿意。一個疲憊不堪的人自然了無意趣。這是怎麼回事，是精神負擔過重的結果還是另有原因？她想弄清這個問題。就讓多岑科調查金錢動機吧，而她要研究感情問題。她對此類動機更感興趣。
“依我看，您的計謀太複雜。您就不能想個簡單的嗎？”
“可以。這當然可以。但計謀只有複雜才有意義。不能讓他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我的天吶。您說的這都是老生常談！當然不能讓他知道了。”
“您沒聽我說完。一個人，當他感到用以形成完整畫面的信息不足時，就會對所發生的事虛擬和構想出自己的方案。你我想出的這條妙計，使他不可能構想出任何一種哪怕多少合乎邏輯的解釋。他會飽受折磨，會絞盡腦汁兒，可還是想不出任何合情合理、符合邏輯的解釋，於是，他會對自己思維是否正常產生懷疑。而這會使他日常行為反常。這，將起到銷燬金屬的腐蝕和鏽蝕作用。”
“可假如他終於想出了答案，而他又覺得這種解釋理由充足了呢？觀察表明，他遠非什麼蠢貨，而且，他有一定的想像力。”
“要的就是想像力。如果他對所發生的事有其自己的解釋，那麼，他必定會把臆想當做十足的痴人說夢。迫害狂，物質化了的絕對惡的理念，黑暗的勢力，外來人——一切的一切，無奇不有。就讓他任意構想好了。反正這會以某種方式在他的行為上反映出來，從而破壞他與他人的關係。他的每個舉動都會被人當做是瘋子的舉動，因而他周圍的人會有相應的反應。請你相信我，我們已經仔細分析了他的生活，並且描繪了這個對象的心理肖像，您已經有過多次機會來確證我們這些心理學家的高度職業水準了。”
“那好吧，就算您暫時打消了我的疑心吧。但我還是要請您牢記，在我們生存的全部歲月中，這是一次最大的行動。這事涉及到很大一筆錢，假如我們搞不到這筆錢，那我就不得不認為，正是您使這一行動破產的。請您不要忘記我的話。”
“不會的……”
我並不是十分想與這位來自刑偵科的娜斯佳會面，可這次會面畢竟也有一些值得答應的因素。第一，有她在場，他們未必敢殺我，假定他們不會提前動手，那麼，我肯定能及時趕到會面地點。那麼，至少在與這位奇特的女士談話時，我可以不必精神緊張，而能夠全身放鬆，像軍隊里人們常說的那樣，可以“輕輕鬆鬆地抽支菸了”。第二，這次會面必然會拖延回家的時間，而這同樣基於如果回家是必不可免的假設。在家我當然生命無虞，維卡不會動手殺我，更不會往茶裡下毒藥。她專門僱了個人來殺我，現在，她正在等那人履行合同。可無論如何和她呆在一起對我來說已經成了一種考驗了。為什麼？究竟是為什麼？這是衝什麼來的？天吶，要知道我是那麼愛她，一點兒都不願得罪她，一點兒都不願意剝奪她。可我也並不想知道這是為什麼。如果她已經這樣決定了，這也就說，她認為這麼做對。而我絲毫也不願弄清我與她的這層關係。我願意承受來自她手中的一切，哪怕是死亡也罷。
我約定在地鐵口旁邊的農莊廣場與那位女士會面。如果下雨，我們就在車裡坐一會兒；而假如天氣沒變化，那我們可以在露天咖啡館裡喝杯咖啡。不知道她得遲到幾分鐘？能夠準時前往事務性會面地點的女人，顯然還尚未降生呢。
可使我吃驚的是，娜斯佳沒有遲到，而且，當我走近農莊廣場時，她已經等在約好的地方了，儘管離約會的時間還有大約十分鐘。而我之所以為自己預留了十分鐘，正是為了防止萬一在裡日區發生“交通堵塞”的，雨沒下起來，我下了車，提議和她在路邊那十分潔淨，但桌腿兒稍有些彎的桌前坐一會兒。
在此之前我曾經見過娜斯侄三四次，跟她說過話，可我以前居然沒發覺，她的穿戴好不奇特呀。她身上惟一貴重一點的就是腳上這雙旅遊鞋。這雙旅遊鞋或許和她手上那枚訂婚戒指一樣值錢。其餘衣服——牛仔褲、短上衣和脖子上的圍巾——都是毫不起眼的暗色調的廉價貨。我聽說警察們工資微薄，憑那點兒工資能穿什麼好衣服？說不定她為了買這雙“旅遊鞋”攢了整整一年錢呢。
“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您的節目是怎麼回事？”她問。
“沒什麼，”我一聳肩，“又能出什麼事兒呢？”
“我看了今天的節目，跟以往大不一樣。”
“這是直播，”我解釋道，“它跟預先錄製剪輯的片子比，總是不大一樣。”
“從今往後將總是那樣？”
“我不知道，一切取決於能夠取代奧克桑娜做節目的記者究竟什麼時候能來。”
“我不明白，亞歷山大-尤里那維奇，”她問道，“我想弄清的是，既然您能十分出色地搞直播，那您又何必非得要有一位記者不可呢？”
我不喜歡她的這個問題。什麼叫做“我能出色地搞”呀？今天的直播簡直糟透了，根本不符合這一節目的一貫宗旨。假使我們的編導維佳還活著的話，他會為我做出這樣的活兒而把我的脖子擰斷的。我把與電影製片人的談話弄得那麼糟糕，即使非專業人員也看得出來，對此，任何以壓力和心情抑鬱為由進行辯解都是徒勞的。我已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我認為沒必要在直播過程中進行任何修正。有何必要著急呢，既然沒了維佳和奧克桑娜，這節目最晚再過一星期使會完蛋，而我本人呢，也會在此之前就死掉的。因此“在那之前”怎麼樣，又有什麼要緊，反正我人已經都死了。別看我現在還能活動，還在出氣，還能進食，還喝帶酒精的飲料，我還在說話，還能給人以一個正常男子的印象，可是，如果說對一個人來說，“明天”甚或“過一小時”這類概念壓根兒就不存在的話，這樣的人難道你還能說他是活人嗎？
“您瞧，”我十分客氣而又不耐煩地說，“一個主持人應對自己的交談者有足夠的瞭解，以便能使公眾對他的談話產生興趣。假如這節目一週只有一次的話，那我就有足夠時間深入瞭解這位嘉賓，預先想好轉播的步驟。可是，由於這節目天天有，所以，在一週之內與五位嘉賓認識並準備好談話，這在我來說從體力上是絕對做不到的。而之所以要有一位記者也還是為此。記者的職責是與未來節目的嘉賓見面，瞭解他們的生活、工作、趣味和習慣、觀點和問題。在此之後，在彙集了必要的材料以後，與導演一起坐下來準備節目。談話的步驟都是預先計劃好了的，沒意思的話題被刪掉，而對有趣的問題加以突出和強調。主持人只是在最後階段才開始介入。奧克桑娜是個難得的天才，她能及時準備好所有必要的材料。至於她是怎麼做的，我就不知道了。可事實總歸是事實。要想取代她，僅有一個人是不夠的，至少必須有三個人。這事不那麼簡單，我不知道您怎麼看。因此，在新記者的工作尚未上路以前，我就只能搞直播。”
我覺得我的樣子已足以令人信任了，儘管維卡總是說我連撒謊都不會。可我是不會對這位來自彼得羅夫卡的女士講我們節目的真實情況的……
“我正在力圖彙總維佳和奧克桑娜在臨終前幾天內的所有活動，”娜斯佳說道，“我這裡還有幾個空白點。對您的同事，您或許還能想起些什麼來吧？”
“不，我所知道的和能想起來的，已經都告訴您了。”
“這麼說，您無可補充了？”
“您瞧，連他們的親人和朋友也無法推測，這些日子裡他倆究竟在哪兒。他們都以為他倆是在班兒上。可他們在這段時間裡根本不在演播室，而他們，比方說，奧克桑娜吧，離開是為了執行什麼任務，這一點任何人都說不清楚。”
“這一點安德烈耶夫應該知道。”
“可您現在怎麼去問他？”她嘆口氣道。
“那是沒法兒問了，”我遲鈍地肯定道，“遺憾的是，我也無法為您提供任何幫助。維克多曾經有個單獨的速記本，上面記載和收集了和材料有關的所有信息，那本上肯定有記載，能告訴我們記者到哪兒去、為什麼。”
“對奧克桑娜居然會有這麼嚴格的監督嗎？”娜斯佳驚訝地問道。
“目的不在於監督，而在於能以此準確反映依據具體內容收集材料的各個環節。倒是對司機應該實施監督，其目的是為了能準確瞭解他去哪兒了，什麼時候回來。您跟司機談過了嗎？”
“當然談過。可在我們感興趣的這段時間裡，他根本就不在場。但他既沒跟維佳，也沒跟奧克桑娜在一起。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我不得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您的那幾位同事，除了與您的節目有關的工作外，還對某一別的問題感興趣。說不定是商務？”
“很可能，”我同意道，“可我對此一無所知。”
談話進行得毫無成效，萎靡不振。娜斯佳顯然不急於到哪兒去，至於我嗎，那就更不用說了，我又能有什麼急事呢？急著到墳墓裡去嗎？有意思，我的維卡究竟訂了個什麼約定？說不定，她已要人在三天之內把我給幹掉，公墓里人家已經判我缺勤了吧？
我努力不引人注意地掃視著周圍，說不定受僱的殺手就躲在附近某個角落裡，等著我和刑偵科的女偵探分手吧？周圍人很多，而我又不知道那受僱的殺手長什麼樣。嗨，算了吧，叫他見鬼去吧。要知道或遲或早，他總會找到我的。人們還不曾想出過擺脫殺手的蝦辦法呢，這個，甚至連高官顯貴直到總統也難免不被人刺殺。
“您住的地方遠嗎？”我忽然問道。
“您住的地方遠嗎？”烏蘭諾夫忽然問道。
“很遠，”娜斯佳道，“在謝爾科夫路。怎麼？”
“您如果願意，我送您回家？”
“那好吧，”她誠懇地說，“可這多不好意思。這不會使您為難吧？”
“不會，”烏蘭諾夫不知為何開心起來，甚至他的臉色也開朗了，“我反正要到那個區去一趟。兩人做伴路上更快樂一些。”
娜斯佳驚奇地瞥了他一眼。這個烏蘭諾夫好不奇怪呀。一會兒垂頭喪氣，一會兒突然又客氣起來，笑意盈盈，主動提出開車送我，還裝出一副需要有伴兒的樣子。他的樣子絕對不像是獨處時會寂寞的人。再不，他不過是採用如此簡單的辦法好轉換話題？也罷，不妨順著他，反正從他那兒也得不到什麼有用的信息。不知為什麼，娜斯佳在看過今天那一期“素面朝天”以後，斷定烏蘭諾夫一定有什麼心事，自信她能要他說出來，可顯然，她失算了，不但白白耗費了自己的時間，而且也徒然地打擾了另一個人。
“謝謝，”她點頭道，“我十分感激您。”
一上車，烏蘭諾夫又沉默寡言、鬱悒不安起來。剛才那活躍的表情連一點兒蹤跡也不剩了。不，他實際根本不需要什麼旅伴和談話對象，這是確切無疑的。既然如此，那他幹嗎還要送她呢？
“烏蘭諾夫，您難道從未感覺到您的節目並非一切正常嗎？”娜斯佳試探著問。
“不，”烏蘭諾夫又疾速地說，“我的節目能有什麼不正常呢？請您把話挑明瞭說吧。”
“那好吧，您的兩位同事死啦。這不是什麼病態的想象，而是無可爭議的事實。爆炸裝置放在了安德烈耶夫的車上，是他私人的車，而不是您的‘跑車’上。換句話說，罪犯的目標，極有可能正是安德烈耶夫——‘素面朝天’的編導。我認為那些人之所以希望他死，不一定與他在電視臺的工作有關，可如果這樣一來，那我們就得承認，他除此之外肯定還在從事某種活動，儘管有關他在這方面的活動，不知為什麼，無論是您還是您這個組裡的其他任何人，都一無所知。要不就是即使有人知道也不說，而這，您得承認，也是不可理解和值得懷疑的。假如那些罪犯想要殺死的，不光是安德烈耶夫，而且還有邦達連科的話，那他們就必須知道，編導和記者此時乘此車一塊兒出行。這樣一來，我就得推論，在您身邊，在您的演播室裡，一定有人或是與維佳的車打過交道，或是向有心者透露過有關維克多和奧克桑娜的信息。您更傾向於以上哪種推測？”
烏蘭諾夫沒有馬上作答，娜斯佳感到他在心裡重複著她說的話，力圖周密思考和理解他聽到的話。
“哪個都不喜歡，”這位電視節目主持人最後終於開口了，“我看不出什麼人會有必要非把維克多和奧克桑娜殺死不可，無論是單獨殺死他們中間的某一個，還是把他倆一塊兒都幹掉。您為什麼不能設想是罪犯自己搞錯了呢？維佳的那輛車再普通不過了，日古利七型，連顏色也是最流行的——白色。或許爆炸裝置不過是擱錯了車罷了？”
“這種可能性我們會考慮的。此刻，當時在附近的所有車主都正在接受審查。烏蘭諾夫，您能否告訴我，安德烈耶夫和邦達連科之間的關係是否密切？”
烏蘭諾夫陰沉地笑了。
“是啊，可那又怎麼樣？奧克桑娜未婚，而維克多則剛離了婚。他們親近一點兒又能礙著什麼人呢？”
“哦，這您可就錯了，”娜斯佳笑了，“身份證上的鋼印與嫉妒權之間可沒有多少共同之處。老實說，嫉妒，一般說也與任何權力無關。一個合法丈夫可以心平氣和地看著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如果他喜歡這樣的話；而一個被拋棄的露水情人，可能直至死都為嫉妒和絕望所折磨。”
“也許吧，”他冷淡地說，“您喜歡運動嗎？”
“我？”娜斯佳吃驚地瞥了烏蘭諾夫一眼，“不，您怎麼想起問這個？”
“沒什麼，我見您的旅遊鞋好漂亮呀，看得出是精心挑選的，十分貴重，可不是隨便弄到的。一個現代警察買得起這玩藝兒嗎？”
“瞧您說的，這是丈夫從美國帶來的，是給我的禮物。要是我才不會買這東西呢，這玩藝兒對我來說的確太貴了。”
她不光是不會買這麼“扎眼”的旅遊鞋，而且，連穿都不會穿的——如果不是被逼無奈的話。娜斯佳喜歡穿廉價而又舒適的衣服，不要什麼名牌，只要能不妨礙運動，可是或許只有她的一雙腳，是她全身最弱的部位。她的腳每到傍晚，尤其是熱天，就會腫脹，而要是穿著帶有精緻鞋帶和高跟的皮鞋過一天，那對她更會是一種折磨，所以，為了身體的舒適，她不得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違反常規。她堅決不穿阿列克賽給她帶來的旅遊鞋，理由是它們貴得太扎眼，總是固執地只穿運動鞋。這雙運動鞋是她親手挑選的，十分舒適，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已經穿慣了，況且，它不會令任何人感到扎眼。可遺憾的是，任何東西都有其極限，而她喜歡的這雙鞋也難逃劫運。前天，這雙鞋穿幫了，而且，要穿幫就一塊兒穿幫，破得不能再穿了。那雙鞋經受不住每天每日的-水而行，而在四月份下過大量的雨加雪之後，這樣的積水到處都是。娜斯佳沮喪了半小時後，不得不嘆口氣，從衣櫥裡拿出裝新旅遊鞋的紅藍色的紙盒。
但是，烏蘭諾夫先生有點不大願意繼續討論其兩位同事被殺的原因。在他看來旅遊鞋倒是個相當有趣的話題，抑或是更加安全的話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興許馬上會把話題轉到娜斯佳丈夫身上的。
“您丈夫是商人？”他問。
她竭力壓制住笑意。
“不，是個學者。出國講學去了。”
“講政治學？”
“講數學。”
“真的？我還以為外國人之所以看重俄國學者僅僅是為了政治學和經濟學。俄國學者到國外，只會講為什麼我國的改革只會空轉，講從發達的社會主義過渡到不發達的資本主義有多麼艱難。”
娜斯佳再也憋不住，索性哈哈大笑起來。而烏蘭諾夫甚至連一絲笑容也沒有，他的表情仍然陰沉沉的，還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但他故意繼續談話，以便不至於顯得憂心忡忡。那麼，烏蘭諾夫先生，您究竟在為什麼而憂心忡忡呢？莫不是在為維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奧克桑娜-邦達連科的死而憂慮嗎？啊，是的，如若不然，那您肯定會心境怡然地繼續討論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那件事的。那麼，使您憂心的究竟是什麼呢？
我不急著趕路，可我們終於還是開到娜斯佳的家了。遺憾的是，任何道路都有終點，不知為什麼我想起了在新聞系讀大四時，在冬天坐車去趕考的事，那時我患了考試恐懼症。那天天氣奇冷，電車吃力地行駛在赫爾岑大街上，我坐在電車後門口，執著地凝視著玻璃上冰霜結成的花紋，在幻想這輛車也許會永遠駛下去，而我就永遠也不必走到街上，跨入大學教學樓進教室，拿考卷，回答考官的提問了。順便說說，那一次，我的預感並未欺騙我，我真的只得了三分，那是我在大學整整五年當中得的第一個、也是惟一個三分。甚至就連記分冊上那五光十色的全優評語也未能拯救我。
隨著門啪嗒一聲，娜斯佳走進了單元門，而我又形單影隻了。謝天謝地，我總算把她給送到家了。一路上我沒有察覺任何汽車曾尾隨我們從農莊廣場直到謝爾科夫路，儘管這一路上我對身後的汽車加倍留意。在家裡，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我不會受到任何威脅，而且，在我家附近，亦復如此。維卡未必會同意那幫人把我在她住處的附近給幹掉。儘管這一點無從得知……在我與她共同度過的所有歲月中，我都天真地相信自己是瞭解妻子的，可如今我不得不對這一點表示懷疑。
又過了50分鐘後，我走進了家門。此前我已在這套房裡住了六年，它在我的一生中不能算是最糟的房子。天吶，僅僅在幾天之前，一切的一切還曾是那麼美妙，我和維卡出門選購英式餐具，計劃如何慶祝她的生日，憧憬九月份到地中海旅遊。我們總算從暗無天日的赤貧中擺脫出來了，它使我們整個青年時代蒙上了陰影。我們在一切方面剋制自己，為了買房而積攢每一枚戈比，咬緊牙關忍受我那發了瘋的，酷愛折磨維卡的，想要做我們這套小小的、年久失修的住房之全權女主人的我的母親。我們憧憬有自己的住房，我們推遲要孩子，直到最後，我們終於努了最後一把力，借了一部分錢，給自己買了住房。這套住房的到手令我們多麼歡欣啊！最初一段時間我們睡在地板上，從同一只碟子裡吃飯，慢慢地，隨著每一筆工資，每一筆酬金，我們逐漸添置了傢俱、餐具、毛巾被和床單。兩年前，我們的愛巢終於建成了，在花錢上我們的自由度大多了，我們買了一部車，穿上了講究的衣服。今天，我可以滿懷信心地妄自尊大，我們的所有痛苦都已經結束了，我們從長期債務中解脫出來了，如今，我們已經開始過上了人所應有的生活。
可突然間卻發現，維卡對這一切並不滿意。我成了她的障礙，而她的願望就是我根本不存在。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不離婚呢？這要簡單合算得多。可她並不願離婚。也罷，我理解她。一旦離婚就得分割財產——從住房到英式餐具中的每一隻碗。她不願分割，她清楚地記得，所有這一切是多麼來之不易啊。她想一步到位。或許每天晚上她得懷著驚恐聽著我開門的響聲。我又回來了，那幫人沒把我給幹掉。可憐的人……或許她都等累了吧。
“薩沙？”屋裡傳來了她的聲音，“怎麼回得這麼晚？”
她穿著睡衣來到門廳，也許，她已準備上床就寢了。她走到我身邊，習慣地把臉貼上來要吻我，而我也同樣習慣地俯身吻了她。她身上的香水味令人不快地刺激著我的鼻膜。洗澡之後灑香水，這是多麼愚蠢的習慣啊！見鬼，要知道這可是我一直都喜歡的呀。是的，從前我喜歡這樣，從前我喜歡她身上的香水味兒，而我們的床上也洋溢著這種香水的氣息。
“薩沙，出什麼事兒了？”她擔心地問道，“電話一晚上響個不停，都在問今天演播的事。”
“沒什麼。”我無法壓制自己的怒氣，或許我的話說得太嚴厲了點兒。
“可人們都說，這事是不可思議的！可惜我沒看見，演播時我正在回家路上。你倒是給我說清楚，究竟出了什麼事。”
“沒什麼了不得的。你別管了，只不過是因為今天被迫搞直播，而且嘉賓的樣子也不太雅觀罷了。如此而已。”
她斜著眼看了我一眼，惱恨得掉頭就走。或許她生氣了。當然是的，從前我可從未用這麼冷淡的口氣和她說話。而且一般說來，凡是與我和她的工作有關的問題，我們總會熱烈而又關切地討論一番的。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就是今天，無論有過什麼不愉快，我也願意和維卡交流與電影製片人談話中的每個詳情細節的，可我明白她要聽的不是這些。而她的生氣純粹是裝出來的。她其實一點兒都不氣。無論在我的演播室發生什麼，她都應絕對保持無動於衷。她如今只對一件事感興趣：還需要多久，她僱的那個殺手才能令她擺脫我那令她感到壓抑的在場。
老實說，我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當然啦，我的興趣與她的在色彩上略有差異，但我同樣也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