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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在警局自杀?

    英国有一个有名的作家,叫做乔治·欧威尔,他写过一部书,叫做《动物农庄》。这个书的故事大概是说:农庄里面的一群动物,它们开始革命。革谁的命呢?革人类的命。把人类赶走了,这些动物统治了这个农庄。然后,猪搞了小组织,怎么样地欺负马,怎么样欺负这个欺负那个。然后,这个农庄被猪统治了,它们的做法跟人完全一样。整个故事就是讽刺在政权变化里面,人类跑了,猪来统治这个世界。

    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谈到过,我说蒋介石的这群走狗长的是人面兽心,可是陈水扁这群走狗啊,长的是兽面兽心。由人面兽心变成兽面兽心,换句话说,长得更丑陋。

    乔治·欧威尔还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做《1984》。《1984》是他在1948年所写的书,这个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在1948年告诉人类,当1984年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我们人类都被集权制统治了,每个房间里面都有个老大哥集权者的照片来看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被集权者所控制。1984年终于到来了,1984年也过去,这个作者乔治·欧威尔也死了。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虽然1984年这个世界没有发生他所想像的集权统治的那种样子,可是在1984年以后,这个世界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那种集权统治者的统治本领大到不得了了,已经超出1948年乔治·欧威尔的想像,想像不出来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在报上常常看到一些人犯罪了,给关到警察局去,忽然在里面自杀了,然后警察局就报告说这个人畏罪自杀。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自杀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杀的地点怎么这么怪呀?怎么他老是死在警察局啊?我李敖就把这些你们在看报时候不注意的消息,一条一条地收集起来,凡是死在警察局的新闻我就把它存下来,存了很多以后才发现,噢,原来有个原因。他为什么好死不死,(非要)死在警察局呢?——他没有在警察局自杀,也没有上吊,都不是的,他被警察修理,他被警察刑求,被警察打,不小心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就往上报说他自杀了。所以,这些人好死不死,专门死在警察局的原因是,他被刑求死掉了。

    像我李敖被蒋介石伪政权抓起来的时候,我也被刑求啊,可是,刑求的时候,他们对我比较优待。怎么优待呢?派一个医生在旁边。这个医生拿了个听筒,在你的心脏上面这样听。对你刑求的时候,同时医生在旁边听你的心脏状况,什么意思啊?绝对不要刑求过度,咚,你死掉了,他不要这个结果。可是,你也不要假装晕倒,没有这事儿,医生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换句话来说啊,他可以叫你肉体遭受最大的痛苦,精神遭到最大的折磨,可是,你不会被刑求致死,你也不可能畏罪自杀。原因是,医生用听筒这样最简单的科学技术的产品来随时检查你的身体。刑求的时候,有种电,给你插上去以后,要摇电话的时候,你的鼻涕、眼泪、小便都会流出来,浑身会崩溃。请问,如果是文天祥,如果是史可法,碰到了这种东西,会不会屈服啊?文天祥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发现有电的事情,所以,这种科学技术没到这个水准,也不会打一针,像德国的那种盖世太保,一针打下去,他不但会叫你把话说出来,甚至把你不知道的话都说出来。所以,现代科技对人类的统治会摧毁到什么程度啊!

    最近台湾正在闹,闹什么?很多个人的资料,好比我到银行开户的个人资料,我的健康资料,都因为进入电脑被卖出来了。现在,台湾“政府”还要做就是说所谓全体的公民指纹的大指模,用指模来确定你人在哪里,确定你犯没犯罪。大家知道吗?这种现代科技可以把人类控制得这么紧密。所以,大家现在才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世界,个人的自由相对起来越来越渺小。如我所说,即使是文天祥、史可法都未必挡得住现代的刑求,所以《1984》给我引发这种感想啊。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出现了,美国总统布什说,伊拉克的阿布格莱伯监狱将铲平另外盖。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在这个监狱里面虐待了伊拉克的囚犯,认为这是美国人的耻辱啊,是死亡与刑求的象征啊,贬低了美国的价值,所以,这个不要脸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布什总统说我们要把监狱拆掉重盖。其实,美国该拆的不是这个监狱。美国该拆的是纽约市的这个象征——自由女神像。美国对不起这个自由女神,美国的自由是假的,该拆的是这个像啊。看看美国人怎么样虐待这些伊拉克的囚犯,看到没有?脱完衣服坐到你身上啊,变成人肉的一团肉,美国女兵在一边笑。你看,好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变成这么坏?对不对?怎么这么坏!就是人类最劣根性的一面,最坏的一面给展示出来了。

    《世界人权宣言》里面第五条说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不人道或污辱之待遇或处罚。美国人做到了没有?美国人还首创了联合国,联合国还在他们家里,美国人公开地虐待伊拉克的战俘,羞侮他们的人权。

    这次台湾所谓的总统就职典礼,当陈水扁做了所谓第十一届的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怕被行刺,在学校的学生那天也没放假,没带证件的被拦下来,上班族大骂,看到没有啊?学生书包、便当打开看,饭菜也淋了雨。小学生带来的水,警察、治安人员叫小学生打开喝给他看,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汽油,是不是爆炸物品。这么坏的“政府”,这么样的不相信人民的“政府”,这么混蛋的陈水扁政权就发生在台湾哪,难怪联合国把你赶出去,你们根本不尊重人权嘛,你们跟美国人一样嘛。

    我们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看到没有啊?1954年公布的,1975年公布的,1978年公布的,1982年公布的,最近公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条文,大家看到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人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构执行,不受逮捕。”我们再看看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有这种类似规定啊(全世界都有这种规定):人民身体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判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一条的四个字最有趣了,“得拒绝之”。怎么拒绝法?“咚咚咚”敲你门,门打开看,外面站了三个彪形大汉,来抓你了,不合法也来抓你了,“得拒绝之”,你怎么拒绝?你怎么能拒绝这三个彪形大汉?做不到啊,被抓走了,不是吗?所以,所谓中华民国的这种宪法,说得漂亮,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很多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现象,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处理。

    我再讲个例子给大家听。大家看看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所谓中华民国民社党当年的党主席,叫做张君劢。他的名字也叫张嘉森,可是,他写的书啊印出来叫张士林,为什么呢?“士”字怎么来的?“士”字是“嘉”字保留上面的这个头。“林”怎么来的?是“森”字只去掉那个“木”,就叫做“林”。为什么叫张士林啊?国民党把他绑票,不许你成立民主社会党,书出版社不敢给他出,说:要出可以,要改名字,不能用张君劢,不能用张嘉森,只能用张士林。可以遭到这个迫害啊。换句话说,如果换作我李敖出书,李敖的“敖”字就是一个“士”字,一个“方”字,一个“文”字,是吧?那要改名字,变成李放,但是李放不行啊,因为我的弟弟叫李放。要叫李文,那李文也不行哪,我的女儿叫李文。那好了,直接叫李方,用这个“方”字,我李敖要改名叫李方才能出书,国民党当年是这么样的整人的。这张君劢就去跟国民党理论,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讲了一句话,他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不服气你们去革命嘛。说得很坦白,说得很干脆——你们去革命嘛。可是,在现代的统治之下,人民哪有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武器、那么多的环境去革命呢?所以,不可能革命。汪精卫当年是革命党,去行刺宣统皇帝的爸爸,去刺摄政王,被抓到以后,汪精卫写一首诗,叫《慷慨歌燕市》。当时清朝政府已经胆寒了,这种行刺摄政王的人一定要砍头的,可是不敢判他死刑,把他判了无期徒刑。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当然汪精卫就放出来了,后来做了汉奸是另外一回事情。这诗还是有生气的,就是老子革命: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我把话题说得轻松一点,这次我得了前列腺癌(摄护腺癌),我就先写了一幅对联,引的汪精卫的诗:

    引刀成一快,人心大快,仇者先快,亲者后快;

    不负少年头,浪子回头,为了大头,苦了小头。

    我讲到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汪精卫的话是有道理的——你去革命嘛。可是,今天我们忍不住要问:如果人民不用革命的方法来争取他应该有的权利,政府不需要人民用这种方法,而释放出人民本来有的权利,不也是很好吗?难道不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要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一个有名的老报人叫龚德柏,他说别人没有言论自由,他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怕死啊。写了抓起来,前后坐了七次监狱,就这样子。他的方法很简单——敢写,所以我有言论自由,后果如何,言论以后有没有自由在所不问。所以,不但是言论方面,很多人民的权利也是这样子啊,你要不要争取你的权利?

    今年5月27号报纸,台湾有一个八十岁老头子进行抗议活动,在士林公所前面“上班”十个月啊,怀疑课税不公。你课税不公我就去跟你闹,反正哪个机关跟他不和,给他闹到哪个机关。你把老子怎样?老子八十岁了,我干的事情也不是革命,也不是造反,只是争取这些基本的权利而已。精神可嘉,看到没有?

    所以,我认为很多权利在合法的范围里面还是可以争取的,不是不能争取的,争取成功以后,对政府也是一件好事。政府发现有些衙门,他们乱搞,他们胡搞,幸亏有这些人出来锲而不舍地争取这些权利,替法律说话。法律本身也不会说话的,要人民努力争取它,使法律这个美梦成真,这才是好的人民,好的政府啊。所以,我认为这种争取是应该的,不是动辄说“你革命好了”,不是这样子的。

    用政府所允许的规则,跟政府对干,我认为是好的。因为表面上是政府,实际上是政府中的一些官吏,一些公务员,可能做了很多错的事,这些错事需要这些人出来闹。所以,我认为我的女儿李文博士,这样子做法是对的。我叫她去告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叫她去写信给北京市的市长。她已经写了两封信,要求北京市长要注意市民的安全。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我赞成在这个范围以内大家去闹一闹,我觉得是好的。要革命吗?留给李敖这批人吧,别人不要再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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